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我党思维方式的形成

作者：曾祥云

来源：《湖湘论坛》2021年第05期

摘要：我党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过程中，也在改造改变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及看待事物的根本方式与方法，形成了其独特的“中国化”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所表现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看待事物的唯物辩证立场、实践性掌握事物的认识方式等，是在我党长期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内在形成的，现已成为我党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并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主体自觉性及强大的实践力与行动力等不同于一般思维方式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中国党;思维方式;形成;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5-0063-09

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从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实质就是我党团结带领人民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使之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实在客体的过程。正是在这一长达百年的非凡历程中，我党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主观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了既遵从和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又着眼于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化”基本思维方式。本文试就此作些分析探讨。 一、我党思维方式的形成及表现

对思维方式这个概念，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其中常见的是把它解释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或者说看待事物的思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思维方式与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思路、思维习惯、思维定式等概念，在涵义上具有彼此互通性，不存在实质性差异。思维方式的形成与特定的思维环境如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工作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定的思维方式总是体现着特定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法。人们生存生活的文化环境不同，所从事的职业、工作有别，日积月累，就会养成各种不同的思维习惯，形成彼此互有区别的群体性思维方式，如商人有商人的思维习惯，军人有军人的思维方式，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思维定式，儒家文化圈有儒家文化圈的思维特性，等等。人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与确定，就会变成一种思维定式而被固化下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表现出它独特的思维特性。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长期经商，到晚年才做了美国总统，长期的生意人生涯让其养成了唯利是图、自私狭隘的商人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被他带进了白宫，并对其四年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影响。与一般思维方式不同，我党的思维方式有其独特的形成背景及表现形式。

首先，我党的思维方式是在长期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极其特殊的认识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换言之，我党在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过程中，同时也实现了对自己主观世界的

改造，并形成了独特的认识、看待问题的基本态度及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主体改造客观事物的实践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改变事物既有样态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主体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在现实实践过程中，一方面，主体借助对自己有用的手段和方式使客体朝着有利于满足与实现自己需要的方向改变，另一方面，主体的思想观念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即他們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也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党思维方式是在我党长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认识论立场来说，它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实现的过程，而所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534，即是这一理论实现过程的一个重要认识环节。一方面，以高度抽象性为思维表征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具体指导中国实践的，而必须使其具体化，将它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另一方面，人们要改造特定客观对象，必须首先认识和了解该对象，形成对该对象的认识与反映。同样，我党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也必须首先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2]378。然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与看法，会因其立场及看待事物的方式、角度等不同而有所区别，即使是对待同一事物，因为不同的立场、态度，其认识与看法也有所不同，甚至会存在根本性的差别。既然我党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那么，她就必然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自己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根本方，必然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掌握并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看待中国，否则，就无法实现和达到改造中国的根本目的。“哲学是世界观与方的统一。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运用这个根本观点去认识、评价、改造世界，就是方。”[3]5因此，我党作为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中国、看待中国和改造中国。思维方式是通过思维内容集中体现的。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实践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就成为了我们党认识、看待和改造中国的根本方遵循，并被我党创造性地转化成了自己的价值理念，以及全党遵照执行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及工作方法等，同时赋予了它们以中国式表达，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等。思维方式是人们思考问题、看待事物的根本方式，因而，特定的思维方式必然有其独特的对于外部世界、自身以及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态度、基本理解和基本看法。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被我党以路线、方针、、方法等各种形式与方式，加以明确、规范并使之固化，这些内容就构成了党的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即党的基本价值观，集中体现了我党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取向，成为了全党共同遵守的基本规范，以及用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式与方法。反过来，从我党的一系列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以及我党制订与实施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战略、计划当中，也可明显看出，它们所遵循与信奉的价值理念都是完全相同、根本一致的，实际上都是党的思维方式的行为化、具体化，它们所共同表征的是中国党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独特价值取向、认识与看待事物的独特角度以及解决问题的独特思路和方式方法，是与迄今为止的其它任何思维方式类型都完全不同的。由于这一思维方式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的这个十分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孕育和形成的，因而，我们将它称之“中国化”思维方式，也应是名副其实、名正言顺的。

思维方式与语言密切相关。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视不见形、摸不见物的东西，它必须要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来表达和表现，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即是用以表达思维的主要方式和重要工具，而思维方式则被人们看作是特定话语体系生成与发展的深层机制。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其用以表达思维方式的言语也不完全一样，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不一样的言语风格。因此，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载体及人的思维方式的表现工具与手段，语言能够表达与表现出其特定使用者群体的思维取向、价值理念及社会特性等。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也有其独特的表达与表现方式，它所包含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不仅以党的宗旨、思想原则、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而且形成和创建了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体系，同时，在党的各种报告和文件中，我国电影电视、期刊报纸等各种文化载体中，乃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的言语表达及工作用语中，党的思维方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体现与彰显。

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必然对其使用者的行为方式、行为倾向形成影响，不同思维方式的使用者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与行事风格。随着我党思维方式的形成，它深刻地影响着全党自上而下全体中国党人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不论在、建设还是改革时期都是如此。就拿去年以来的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来说，世界各国不同群体的反应及其应对行动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我党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充分发挥我党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优势，不仅在较短时间内率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而且快速实现了经济恢复及人民正常生活，这是我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独特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它与号称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照。在去年全国驰援武汉抗疫行动中，铿锵有力的“我是我先上”正是中国党人这一特定群体独特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每当国家出现重大灾难、人民生命财产遇到重大危险之时，“我是”就像一道美妙的音符在中国大地回响，并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乐章。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历程既是我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实践成果的过程，也是我党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独特话语体系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孕育和形成我党独特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过程。这种人类世界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从、建设到改革的百年历史征程，而且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而且也已经开始在世界其它国家及其人民与政党当中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二、我党思维方式形成过程的认识论解读

人的思维方式虽是通过思维内容与思维方法来表现的，但它的形成并非杂乱无序，而是有其规律性的。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孕育与生成，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过程为母体、为摇篮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发生发展逻辑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与规定了我党“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及特点。

从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征的是理论在实践中实现的过程，即理论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实在客体的过程，它所遵从的是人的认识辩证运动发展规律。根据这一认识规律，马克思主义要在我国实现中国化，它首先要经历一个重要认识环节，这就是理论具体化，使马克思主义具体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又包括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具体实际作出分析、判断，获取关于中国现状的对象性知识或者说事实性知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具体实际”，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是指中国社会既有的具体物质性条件，如中国实践的主体及其力量、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存在形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等，这些都是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客观条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考察直接关系到在现实实践中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实践路径、手段及方式方法问题。其次，“中国具体实际”还包括中国实践主体的愿望及具体需要、需求。“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320实践是由现实的具体的人来推动的，在通常情况下，认识主体与实践主体并非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具体化，固然要由我党来实现与完成，这是我党的职责范围与任务要求。我党既是认识主体，同时也是实践主体，但她决不是中国实践的主体力量，仅靠我党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任务的。全体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中国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2由于“实践主体不会盲目地或随意地选择某一思想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而是根据自己的特定需要、并认为某一思想理论能够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具体需要或愿望而慎重作出选择的”[5]，因此，只有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可、支持与拥护，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才会变成现实。而马克思主义能否满足中国实践主体的现实需要，这就要求我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过程中，必须对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与现实需求，作出客观反映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视野中，使之成为党的奋斗目标的具体内容。否则，脱离实践主体现实需求需要的理论创造，就将因缺乏现实基础而难以获得实践主体的认同、支持，无法付诸于具体实践活动。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顾名思义，它决不是任何其它思想、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因此，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考察与判断，必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研究的出发点。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从其思想实质来看，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转化为包括我党在内的中国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我党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认识与判断，完全“马克思主义化”[2]374。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并不是将二者简单地相加或对比，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内在联合并实现有机统一的思维整合过程，它真正实现了一种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向另一种主体的有机转换与合理移植。如此一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固有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人民立场、群众观点等等，也就自然地、必然地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可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既非抽象口号，亦非我党的率性而为，而是有其认识发展规律性的。正是遵照这一认识发展规律，我党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必须、也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为立场，而决不可以有任何的改变。否则，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

谈不上去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且，我党领导开展的中国社会实践属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是以在中国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目的的。而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实质就是对中国具体实践条件的认识、判断，是为中国现实实践的具体开展提供現实依据。因此，如果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与判断，不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它就难以成为我党领导开展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依据，而缺乏现实基础与依据的任何实践活动是难以开展，更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如何去认识与判断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又如何去确定与解决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中国的首要问题？很显然，如里没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全面正确认识，也就不可能有我党的中国理论，更不可能有中国的成功与胜利。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去认识、看待中国实际，也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去改造改变中国实际，这是人的认识辩证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不容置疑、更是不容否定与随意改变的。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它什么主义的中国化了，在中国实践中实现的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它什么主义了。

思维方式与语言密切相关。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视不见形、摸不见物的东西，它必须要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来表达和表现，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即是用以表达思维的主要方式和重要工具，而思维方式则被人们看作是特定话语体系生成与发展的深层机制。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其用以表达思维方式的言语也不完全一样，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不一样的言语风格。因此，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载体及人的思维方式的表现工具与手段，语言能够表达与表现出其特定使用者群体的思维取向、价值理念及社会特性等。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也有其独特的表达与表现方式，它所包含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不仅以党的宗旨、思想原则、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而且形成和创建了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体系，同时，在党的各种报告和文件中，我国电影电视、期刊报纸等各种文化载体中，乃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的言语表达及工作用语中，党的思维方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体现与彰显。

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必然对其使用者的行为方式、行为倾向形成影响，不同思维方式的使用者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与行事风格。随着我党思维方式的形成，它深刻地影响着全党自上而下全体中国党人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不论在、建设还是改革时期都是如此。就拿去年以来的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来说，世界各国不同群体的反应及其应对行动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我党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充分发挥我党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优势，不仅在较短时间内率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而且快速实现了经济恢复及人民正常生活，这是我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独特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它与号称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照。在去年全国驰援武汉抗疫行动中，铿锵有力的“我是我先上”正是中国党人这一特定群体独特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每当国家出现重大灾难、人民生命财产遇到重大危险之时，“我是”就像一道美妙的音符在中国大地回响，并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乐章。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历程既是我党團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实践成果的过程，也是我党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独特话语体系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孕育和形成我党独特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过程。这种人类世界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从、建设到改革的百年历史征程，而且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而且也已经开始在世界其它国家及其人民与政党当中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二、我党思维方式形成过程的认识论解读

人的思维方式虽是通过思维内容与思维方法来表现的，但它的形成并非杂乱无序，而是有其规律性的。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孕育与生成，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过程为母体、为摇篮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发生发展逻辑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与规定了我党“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及特点。

从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征的是理论在实践中实现的过程，即理论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实在客体的过程，它所遵从的是人的认识辩证运动发展规律。根据这一认识规律，马克思主义要在我国实现中国化，它首先要经历一个重要认识环节，这就是理论具体化，使马克思主义具体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又包括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具体实际作出分析、判断，获取关于中国现状的对象性知识或者说事实性知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具体实际”，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是指中国社会既有的具体物质性条件，如中国实践的主体及其力量、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存在形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等，这些都是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客观条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考察直接关系到在现实实践中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实践路径、手段及方式方法问题。其次，“中国具体实际”还包括中国实践主体的愿望及具体需要、需求。“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320实践是由现实的具体的人来推动的，在通常情况下，认识主体与实践主体并非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具体化，固然要由我党来实现与完成，这是我党的职责范围与任务要求。我党既是认识主体，同时也是实践主体，但她决不是中国实践的主体力量，仅靠我党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任务的。全体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中国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2由于“实践主体不会盲目地或随意地选择某一思想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而是根据自己的特定需要、并认为某一思想理论能够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具体需要或愿望而慎重作出选择的”[5]，因此，只有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可、支持与拥护，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才会变成现实。而马克思主义能否满足中国实践主体的现实需要，这就要求我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过程中，必须对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与现实需求，作出客观反映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视野中，使之成为党的奋斗目标的

具体内容。否则，脱离实践主体现实需求需要的理论创造，就将因缺乏现实基础而难以获得实践主体的认同、支持，无法付诸于具体实践活动。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顾名思义，它决不是任何其它思想、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因此，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考察与判断，必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研究的出发点。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从其思想实质来看，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转化为包括我党在内的中国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我党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认识与判断，完全“马克思主义化”[2]374。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并不是将二者简单地相加或对比，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内在联合并实现有机统一的思维整合过程，它真正实现了一种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向另一种主体的有机转换与合理移植。如此一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固有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人民立场、群众观点等等，也就自然地、必然地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可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既非抽象口号，亦非我党的率性而为，而是有其认识发展规律性的。正是遵照这一认识发展规律，我党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必须、也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为立场，而决不可以有任何的改变。否则，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谈不上去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且，我党领导开展的中国社会实践属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是以在中国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目的的。而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实质就是对中国具体实践条件的认识、判断，是为中国现实实践的具体开展提供现实依据。因此，如果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与判断，不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它就难以成为我党领导开展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依据，而缺乏现实基础与依据的任何实践活动是难以开展，更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如何去认识与判断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又如何去确定与解决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中国的首要问题？很显然，如里没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全面正确认识，也就不可能有我党的中国理论，更不可能有中国的成功与胜利。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去认识、看待中国实际，也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去改造改变中国实际，这是人的认识辩证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不容置疑、更是不容否定与随意改变的。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它什么主义的中国化了，在中国实践中实现的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它什么主义了。

思维方式与语言密切相关。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视不见形、摸不见物的东西，它必须要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来表达和表现，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即是用以表达思维的主要方式和重要工具，而思维方式则被人们看作是特定话语体系生成与发展的深层机制。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其用以表达思维方式的言语也不完全一样，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不一样的言语风格。因此，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载体及人的思维方式的表现工具与手段，语言能够表达与表现出其特定使用者群体的思维取向、价值理念及社会特性等。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也有其独特的表达与表现方式，它所包含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不仅以党的宗旨、思想原则、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而且形成和创建了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体系，同时，在党的各种报告和文件中，我国电影电视、期刊报纸等各种文化载体中，乃

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的言语表达及工作用语中，党的思维方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体现与彰显。

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必然对其使用者的行为方式、行为倾向形成影响，不同思维方式的使用者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与行事风格。随着我党思维方式的形成，它深刻地影响着全党自上而下全体中国党人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不论在、建设还是改革时期都是如此。就拿去年以来的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来说，世界各国不同群体的反应及其应对行动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我党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理念，充分发挥我党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优势，不仅在较短时间内率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而且快速实现了经济恢复及人民正常生活，这是我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独特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它与号称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照。在去年全国驰援武汉抗疫行动中，铿锵有力的“我是我先上”正是中国党人这一特定群体独特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每当国家出现重大灾难、人民生命财产遇到重大危险之时，“我是”就像一道美妙的音符在中国大地回响，并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乐章。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历程既是我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实践成果的过程，也是我党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独特话语体系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孕育和形成我党独特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过程。这种人类世界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从、建设到改革的百年历史征程，而且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而且也已经开始在世界其它国家及其人民与政党当中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二、我党思维方式形成过程的认识论解读

人的思维方式虽是通过思维内容与思维方法来表现的，但它的形成并非杂乱无序，而是有其规律性的。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孕育与生成，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过程为母体、为摇篮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发生发展逻辑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与规定了我党“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及特点。

从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征的是理论在实践中实现的过程，即理论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实在客体的过程，它所遵从的是人的认识辩证运动发展规律。根据这一认识规律，马克思主义要在我国实现中国化，它首先要经历一个重要认识环节，这就是理论具体化，使马克思主义具体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又包括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具体实际作出分析、判断，获取关于中国现状的对象性知识或者说事实性知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具体实际”，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是指中国社会既有的具体物质性条件，如中国实践的主体及其力量、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存在形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等，这些都是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客观条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考察直接关系到在现实实践中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实践路

径、手段及方式方法问题。其次，“中国具体实际”还包括中国实践主体的愿望及具体需要、需求。“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320实践是由现实的具体的人来推动的，在通常情况下，认识主体与实践主体并非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具体化，固然要由我党来实现与完成，这是我党的职责范围与任务要求。我党既是认识主体，同时也是实践主体，但她决不是中国实践的主体力量，仅靠我党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任务的。全体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中国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2由于“实践主体不会盲目地或随意地选择某一思想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而是根据自己的特定需要、并认为某一思想理论能够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具体需要或愿望而慎重作出选择的”[5]，因此，只有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可、支持与拥护，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才会变成现实。而马克思主义能否满足中国实践主体的现实需要，这就要求我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过程中，必须对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与现实需求，作出客观反映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视野中，使之成为党的奋斗目标的具体内容。否则，脱离实践主体现实需求需要的理论创造，就将因缺乏现实基础而难以获得实践主体的认同、支持，无法付诸于具体实践活动。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顾名思义，它决不是任何其它思想、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因此，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考察与判断，必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研究的出发点。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从其思想实质来看，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转化为包括我党在内的中国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我党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认识与判断，完全“马克思主义化”[2]374。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并不是将二者简单地相加或对比，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内在联合并实现有机统一的思维整合过程，它真正实现了一种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向另一种主体的有机转换与合理移植。如此一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固有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人民立场、群众观点等等，也就自然地、必然地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可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既非抽象口号，亦非我党的率性而为，而是有其认识发展规律性的。正是遵照这一认识发展规律，我党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必须、也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为立场，而决不可以有任何的改变。否则，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谈不上去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且，我党领导开展的中国社会实践属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是以在中国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目的的。而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实质就是对中国具体实践条件的认识、判断，是为中国现实实践的具体开展提供现实依据。因此，如果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与判断，不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它就难以成为我党领导开展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依据，而缺乏现实基础与依据的任何实践活动是难以开展，更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如何去认识与判断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又如何去确定与解决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中国的首要问题？很显然，如里没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全面正确认识，也就不可能有我党的中国理论，更不可能有中国的成功与胜利。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去认识、看待中国实际，也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去改造改变中国实际，这是人的认识辩证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不

容置疑、更是不容否定与随意改变的。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它什么主义的中国化了，在中国实践中实现的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它什么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