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申斯基的思想
乌申斯基在其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中都重视民族性原则。关于民族性原则,在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见解而有不同的解释和认识。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皇尼古拉的教育乌瓦洛夫捏造了一种“三位一体”的官方民族性的谬论:沙皇制度、农奴制和东正教是符合的民族性的,是存在的基本条件,教育必须遵循这一“三位一体”的民族性原则。显然,这一官方民族性的谬论,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服务的。 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在揭露沙皇民族性的本质时,也提出了民族性问题。民主主义者的民族性是以保护广大劳动群众的权利,并使俄罗斯民族从沙皇农奴制统治下得到和发展为出发点的,是的、进步的。
乌申斯基更加重视和强调教育的民族性原则。他把民族性作为他的全部教育活动的主导原则。他提出教育的民族性原则,一方面也是对官方民族性的反驳,另一方面更是对沙俄农奴教育制度根本无视民族特点而一味膜拜外国恶习的。
从其民主观点出发,乌申斯基要求对的学校教育进行改革,使更多的人能受到较为实际有用的教育。但是他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农奴教育制度,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他所以坚决对斯莫尔尼女子学校进行一些切合实际需要的改革,就是在这一基本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乌申斯基一再强调要进一步改革教育,使之适应于社会的需要和符合俄罗斯民族的特点。这是他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他认为,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传统,一个国家的人民更有它的人民最喜爱的瑰丽的语言。这些特点和传统,是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它随着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传递而传递,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特别是人民最喜爱的本民族语言,便是这个民族完整的创造,“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也是在“民族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反映这个国家和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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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他承认,一个民族的教育经验可以成为各民族的宝贵遗产,然而,正如同各民族的语言又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样,“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国民教育制度”和“特殊的教育体系”。乌申斯基反复强调这一见解有其深刻历史的和阶级的根源,因为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自“神圣同盟”形成以后,沙皇的教育,受西欧各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为普鲁士德国的教育和教育实际措施所左右。当时的社会风尚是,的贵族十分仰慕西欧贵族的生活方式,崇尚法语,上层贵族之间以语为荣,贵族学校的课堂上根本不讲俄语,用法语讲课被视为理所当然。乌申斯基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他特别强调并重视教育的民族性原则,把民族性作为他的整个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教育的民族性受到同等重视的还有“祖国语言”。他认为祖国语言和民族性一样具有重大的教育作用和意义。
《共教育的民族性》和《祖国语言》,可以说是乌申斯基教育理论的基石。 乌申斯基也承认,教育是有其普遍的规律性(即“共同的基础”)的,但是当教育成为这个国家或民族的一个重要“生活因素”之后,这种教育,又必然要按照这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特殊的道路去发展,成为有自己特点的教育体系,这反映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也显示了教育的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国民教育制度,学习别国的好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抄袭其他民族的教育制度”是不可取的。他认为,完全按照别人的办法不可能培养出自己所需要的人来。乌申斯基的结论是“每一个民族都应该自力更生”,绝不能完全依赖他人。
同时,乌申斯基还强调,必须用祖国语言进行教育和教学。祖国语言包含着本民族的全部精神生活的特征。它把各族人民都联结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同时,祖国语言又是最伟大的人民的导师。早在没有学校,没有书籍以前,它就在教导着人民,并一直在继续教导着人民。用祖国语言,不但能教得很快、很容易,而且还能教得很多,这是任何别的语言都不能做到的。
因此,乌申斯基特别强调,必须制定完全符合本国、本民族特点的特殊的国民教育制度,必须重视首先使用本民族语进行教学。这是有其针对性的,他是直接针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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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贵族的腐朽教育制度而提出来的。可见,乌申斯基强调教育的民族性原则和重视祖国语言的教学,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同时也应看到,乌申斯基的民族性原则中,又包含有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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