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民间艺术反映旧社会的思想的评价

鲁迅一生有大量的文章批判中国文化，其高昂而激越的批判精神连日本学者尾崎文昭都惊讶地说：“鲁迅不像一个从中国文化生长出来的人”。但鲁迅有没有对中国文化不自信呢？从来没有！他在很多方面对中国文化表示赞赏和肯定。他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说：“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这是对中国地理和古老文明的肯定。他在《学界三魂》中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这是对中华民族魂的肯定。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和《流氓的变迁》中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这是对儒家墨家文化始祖的肯定。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对中国人精神的肯定。他主张艺术家要从中国古代艺术中吸取营养，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指出：“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艺术史来。”这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肯定。他还对中国古代诗歌小说、民间戏剧等给予较高的评价。面对古文学被糟蹋，他不无怜惜地说：“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目，往往妄制篇目，败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几尽”。

鲁迅对中国文化肯定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肯定因素之所以被我们忽略或忽视，是因为他的批判精神更为强烈，一直占据着我们的直

觉、思维和记忆空间。

那么鲁迅批判和否定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中国人的奴性。他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想做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的时代”。在鲁迅看来，这些现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传统文化糟粕的影响，第一要务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他以“精神界的战士”的斗志，展开对种种陈腐没落观念的批判。其批判文字不仅充斥于杂文、随笔，也体现在小说和书信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强烈地批判了传统文化中“吃人”与甘于“被吃”、“精神胜利法”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精神奴役制度及其人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并以小说塑造出阿Q、孔乙己等身上带着浓厚民族“劣根性”和深受“劣根性”之害的代表人物，认为只有无情抨击这种陈腐没落的观念，“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中国才有希望。

无疑，鲁迅在文化批判中也有偏激，甚至有咒骂。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之后又说：“但我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对于这类观点，我们还是要将其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作设身处地的思考。鲁迅生活的那个社会，好比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常规药方已无济于事了，只有下以猛药才能带来生的希望。他甚至认为，面对外国的坚船利炮，所谓的富国强军也是徒劳的，必须靠打造“新国民”，即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所说的：“苟有

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无新国家！”鲁迅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骂”，是为了把黑暗中的国人“骂惊”、“骂醒”，而绝不是“骂倒”、“骂臭”。那个年代，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章太炎，乃至孙中山、李大钊等，都有为“冲破黑暗牢笼”而有过激的呐喊和咒骂，但如果说他们都文化不自信，显然是胡说。他们的呐喊和咒骂是医治当时中国社会应有的“猛药”，这与民族得以、国人走向自强、特别是世界各大国将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今天却将中国文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丑陋的中国人”之说虽抨击国人恶习，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但同时又将中国文化彻底贬为毫无价值和希望的“酱缸文化”，认为“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所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继而还得出“酱缸”只能哺育出“蛆虫”的结论。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是泼脏水将婴儿一起泼掉，不可与鲁迅肯定成就、摒弃糟粕、寄予希望的中国文化态度相提并论。

在鲁迅去世时，躯体上覆盖着“民族魂”的旗帜，这是国人对他竭毕生之力铸造民族精神的肯定；在他去世后，评价他是“中国文化的主将”，这是对他传承和创新中国优秀文化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