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了解学校的历史，就是传播学校的文化。因为河北工大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是我们师生精神上的鼓舞。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在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传道授业、有位高爵显的名人办学和凝聚鼓舞师生向上的学校精神等方面。历史上许多名师曾在学校任教，他们中有的就是文化名人，比如李叔同，赵元礼。李叔同大家熟知一些，他是著名画家，弘一法师，他1910年从日本留学回来，最先任教在学校，是经老同学周啸林的邀请，来学校任图绘教员的，教授用器画、铅笔画、毛笔画、水彩画。周啸林是当时学校的语文教员。赵元礼，又名赵幼梅，是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严修），还是诗人，著有《藏斋集》、《藏斋诗话》等，被誉为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严范孙、王守恂、赵元礼），在学校建校之初任庶务长，负责教员课程安排，管理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学校经费的筹措等，近6年时间。学校不仅有不少名师执教，还有不少名人掌校。仅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到宣统三年的近10年间，学校经历了五任总办、监督（校长）。尽管他们在校任职时间都不长，有的仅仅半年，最长者也只有4年多，但由于他们都是位高爵显，文人名流，因此，都为河北工业大学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学校前身北洋工艺学堂创始人凌福彭，他是直隶新政的开拓者。凌福彭广东番禹县金鼎乡（现广州市黄埔区深井村）人，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二十一年进士，二十七年（1901）补授天津知府。其在任时，创办天津商务公所，改革狱政和司法体制，试办地方自治，辅助袁世凯兴办教育，创办北洋工艺学堂等。1903年1月，他在受命创办学堂后，立即照办，勘选堂址，动迁民房，详定暂行章程，亲自招考学生，厘定课程，聘请教师，很快于1903年3月19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并聘请日本工学士藤井恒久为教务长，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之一的赵元礼任庶务长。同年5月还选派19名学生游学日本，学习考察2个月。北洋工艺学堂创办半年后，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正式接任学堂总办（校长）。周学熙，字缉之，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1866年1月12日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周馥，清末曾任山东巡抚、两江、两广总督。周学熙16岁时中秀才，1894年中举，最初在浙江为官，后为山东候补道员，1900年入袁世凯幕下，1902年随袁世凯来天津，任天津候补道、直隶按察使等要职。周学熙主持北洋实业，创办银元局，是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得力人物。他一生致力于办实业，为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周学熙任总办期间在校学生已达177名，并开始分科，机器科、化学科以英文教授，化学制造速成科、图绘科及预备科以日文教授。半年后周学熙以公冗辞，由江苏提学使毛庆蕃接任总办接任总办。毛庆蕃，字白宣，号实君，江西省丰城县（今丰城市）人，1849年出生于官宦之家。1873年中举，随后游学各地。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是“太谷学派”的传人。光绪三十年（1904）调任直隶布政使，同时被差任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总办，1908年又调任甘肃布政使。在任护理陕甘总署后对遭受重大损失的敦煌文物加以保护抢救。敦煌自1900年5月被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大量文物遭到外国文物贩子的巧取豪夺，流失严重。当毛庆蕃接到学部官员的电告后，非常重视，立即派兵将王道士控制起来，并从转经筒中搜出剩余经卷8000多件，全部解运进京，令学者们大喜过望，成为保护敦煌文物的功臣。毛庆蕃著有《江苏学务公牘》1卷、《奏议》6卷、《书牍》6卷、《古文学余》10卷。毛庆蕃任校长时间也不长，至1904年8月又由周学熙复任学堂总办，先后近4年时间。周学熙在任期间，首创了“工学并举”办学特色，并于1906年9月选拔19名学生到日本西京大学所属工厂实习造纸、制革、制碱、染色、铁工等工艺。1907年2月至9月第一届共50名学生毕业，其中又选出14名优等生送往日本深造。这年5月在德国教习带领下，机器科试造3匹马力气机，三个月完成后，继续试造6匹马力气机。学校第四任总办为孙多森，从1907至1909年在校在任近3年。孙多森，字荫庭，安徽寿州人，1867年1月23日出生，也是晚清高官子弟中的实业家。其父曾任江苏记名道、南京洋务局总办。孙多森1885年中秀才，继办贡生，捐候补同知。1898年2月在上海与其兄孙多鑫（实业家）共同创办国内第一家华商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任总经理。1901年升任候补道，1906年来天津到袁世凯幕下任职，曾担任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总办，办了很多实业，是周学熙的重要臂膀。1907年1月就任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总办，他在任时，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开始迁入河北窑洼新校舍（黄纬路现天津美术中学处）。此时，学堂管理更为规范正规，建制合理，机制畅通，师资队伍整齐，教学设施较为完善，生源较广，除直隶本省外，来自国内14个省区的学生占30%。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总办任职最长者当属邢端，从1909年到1913年近5年时间。邢端是科举制末代的老翰林之一，也是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宴请。邢端，字冕之，号蛰人，笔名新亭野史，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七年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及东京法证大学。历任翰林院检讨、奉天八旗工厂总办、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监督（1908年12月直隶总督颁令学堂总办改称监督）。1917年起历任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工商司司长等职。事实上邢端在孙多森任监督（即总办）时已任副监督，与孙多森遵照学部章程，并参照欧、美、日各国工科大学的教学情况，修订课程计划，呈报学部核准，学生学业期满，毕业照章请奖，建立档案。还附设两年制中学实习科，实习科毕业可直接升入高等工业学堂。对已毕业的各学科学生，经直隶学务司和学部复试合格发给毕业证书，并奖给“举人”出身。1911年，学堂开始接通火力电源，正式使用电力，结束了以油灯、蜡烛照明和以人力为动力开动机器的历史。这一年机器厂又添置了车床、电机。1912年7月，遵照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修订章程，学生入学由年初改为暑假后开始（始业），8月，教育部颁令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改为直隶高等工业学校。邢端在任时强调“学所以救国也。一人求学不足以救一国，则合人人而求之”。特别指出，“今天下方多故，货弃于地，利弃于人，海内士夫汲汲图救国之策”，“吾国实业之发达非望之生等而孰望哉”，激励学生为国而学。新中国成立后，邢端于1951年7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9年3月3日病故，享年76岁。邢端长于山志掌故，精书法、工楷、行书。著有《黄山游记》、《齐鲁访碑记》、《山游日记》、《贵州方志提要》、《读南北史割记》等。最能体现学校人文精神的是魏元光院长掌校时指导办学的思想，即“勤慎公忠”。2013年，学校正式将“勤慎公忠”四字确立为我校校训。1.“勤慎公忠”校训的形成溯源魏元光，著名工业教育家，曾先后任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等校校长，1929年-1936年，在任河北省立工业学院院长期间，一直用“勤慎公忠”的思想和精神指导办学，教育师生，带领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取得辉煌的成就，其教学设施设备、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均属国内一流，并且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1936年，魏元光于河北省立工业学院院长任上奉命筹组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1937年被任命为该校校长。1937年10月15日，魏元光院（校）长基于在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时期对人才培养和办学实践的认识，在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开学典礼上首次明确提出“勤慎公忠”的办学遵循和人才培养思想。随后的十几年间，魏元光在多篇文章中对“勤慎公忠”思想进行了阐释，使这一思想不断丰富并最终成型。由此可见，虽然“勤慎公忠”首次提出是在中央工校，但其思想早在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时期已经形成。2.“勤慎公忠”校训是我校百余年办学历程的基本遵循近一个世纪以来，“勤慎公忠”思想一直成为指导我校的办学理念，对我校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30年，在河北省立工业学院纪念周会上，魏元光院长提出，“将工业学院造成一种特别精神，养成一种特别力量，一致团结起来，为公服务，以完成工业家建设的使命。希望我们工业学院的校友同学，人人都能学问向上，人格向上，精神向上，尽责任，有作为，成一强健分子；并能彼此互助，彼此合作，努力为公服务，走向建设的道路。……本着自己努力、与人合作的原则，为国为公，共同进行。”在百余年的办学实践中，河北工业大学始终秉承“勤慎公忠”的育人理念，励精图治，开拓进取，迭逢艰难而从未却步，历经险阻犹始终向前，形成“勤奋、严谨、求实、进取”的优良校风。1937年当祖国处在危难之际，魏元光院长即告诫大学生们，“在现在的时候，凡事莫大于国难”，他说：“无论古今中外，一个民族当国难当头，存亡绝续之交，由于时代的刺激，必然的要产生大仁大勇、忠肝义胆之士，以国家为前程，以天下为己任，有大我而无小我，有民族而无个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不惜以自己的肝胆心血铸成民族之魂，不惜以个人的头颅换取民族的独立，成仁成义，为公为国。”要大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亦是“勤慎公忠”校训的真实写照。“勤慎公忠”四字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但是它充分体现了河北省立工业学院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目标，并在百余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河北工业大学的传统精神和特色。正是“勤慎公忠”校训，培育了工大人以天下为己任，忠贞爱国，临难不屈，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历经磨难而不衰的尚勇精神、爱国情操和敬业乐群、道艺兼修、好学求新、务实进取的高尚品格。先后为社会培养了近20万名志士才俊，革命先驱黄爱、卢绍亭、洪麟阁、杨十三、赵观民，学界专家魏元光、潘承孝、姜圣阶、卢鹤绂、柯俊，国家和省市级领导人贾庆林、王学军、任学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3.“勤慎公忠”校训的内涵阐释“勤慎公忠”，即“勤以治学，慎以立身，公以对人，忠以处事。”河北工业大学结合自身发展的特点，在继往开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经过不断的探索、积累、提炼，丰富原有思想的内涵，进一步完善了“勤慎公忠”的校训，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勤”，即勤劳、勤俭、勤奋、勤思。韩愈《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魏元光院长提出：勤者，辛勤劳动，刻苦钻研。勤是治学之基，河工人要培养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有用之才。“慎”，即慎思、慎言、慎行。《礼记•中庸》中说：“慎思之，明辨之”。魏元光院长提出：慎者，精心作业，精心操作。慎是立身之本。河工人要用心思考，审慎求真，尊重事实，明辨是非，遵循规律，科学创新。“公”，即公平、公正、公开。《礼记》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魏元光院长提出：公者，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公是治校之道。河工人要培养公平、公正的正义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工作和学习中要做到公道、正派、诚实守信。“忠”，即忠心、忠实、忠诚。《左传》中说：“临患不忘国，忠也。”“忠”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魏元光院长提出，忠者，热爱祖国，敬业尽职。忠是立业之根。河工人要培养矢志不渝、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永远保持对祖国、对人民、对母校的热爱与忠诚，担负起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勤慎公忠”四字校训，厚重大气，精炼简洁，内涵丰富，寓意深远。它体现了河北工业大学这所百年学府良好的精神风貌，凝练了我校大学文化精髓，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河北工业大学的优良传统、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符合学校发展要求和实际，同时体现了崭新的办学理念和更加高远的发展目标。它将激励和引领全校师生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早日把河北工业大学建成国际知名、国内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这四字校训精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体现了我们学校的传统。它进一步告诉我们，河北工业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团结务实、无私奉献和爱国献身精神。1937年，当时全国正处在危难之际，魏元光院长告诫大学生们，“在现在的时候，凡事莫大于国难。”他说：“无论古今中外，一个民族，当国难当头，存亡绝续之交，由于时代的刺激，必然的要产生大仁大勇、忠肝义胆之士，以国家为前程，以天下为己任，有大我而无小我，有民族而无个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不惜以自己的肝胆心血铸成民族之魂，不惜以个人的头颅换取民族的独立，成仁成义，为公为国。”要大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校训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是师生所遵从的行为准则，是激励鞭策师生奋发向上的动力，它代表着学校的传统和形象，它反映了学校创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因此，它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正是“勤慎公忠”的校训精神，培养了工大人以天下为己任，忠贞爱国，临危不惧，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历经磨难而不衰的尚勇精神、爱国情操和敬业乐群、道艺兼修、好学求新、务实进取的高尚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