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修《正宁县志》商榷一则

乾隆年修《正宁县志》商榷一则

作者：张俊儒

来源：《丝路视野》2017年第01期

【摘要】乾隆年间，山东人折遇兰任正宁县令时，其主持修纂的县志，文辞优美记载详实，为后代研究当地人文风物提供了很大便捷，但白璧微瑕，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仍有纰漏处，尤其是有关地理沿革的记述，影响了今天对此地的体认，甚或对地方文化流播乃至经济布局，都有一定得影响。故而考诸史册，以正本清源。 【关键词】正宁；泥阳；阳周；北地郡；上郡

方志之学，由来已久。若礼乐昌盛之邦虽称弹丸，亦有其书，录于典册者，曰县志、州志、府志，或明修或清修或今人所篡，往往各具其用，以补史之所缺，明乡梓掌故，即只是雅言，亦可沁人心脾唇齿留香。笔者长于陇右，然此省立府甚晚，《甘肃通志》载：

本朝康熙二年始以陕西右布政司分驻龚昌……后又改为甘肃布政司，增置甘凉诸郡……于是甘肃遂别为一省，雍正七年，各直省奉。……以甘肃与陕西昔合今分，宜创立新稿，而旧文缺略案牍无存，其卫所新改之州县，向无志乘，尤难稽考……甘肃疆域最广，东接关中西控边徼，自古以来，分和迁徙因革损益，名随代易制与地殊，爰考建置知所自始，历稽沿革知所由更。

是则其地“分和迁徙因革损益，名随代易制与地殊”，且“向无志乘”，又有“旧文缺略案牍无存”之虞，如此流离以致人心不属，自然难有教化成规，乡民浑噩忽然百年，代代相替，情形不堪如斯，却仍有先贤著述不辍，专以申明大义承继前人，泽被桑梓为务，其心拳拳，虽千载之下，日月可昭！然各方因缘蹉跎，能形于史籍者寡，散佚不存者多，是故清人所修志仅存其大略，对后来之研究，已是不测之功勋。然白璧微瑕，就以《正宁县志》为例，笔者所见为乾隆二十八年刻本，乃时任县令折遇兰所编，成书十有八卷，与古来志乘相类，以天文、地理、建制、祠祀等为标目，文笔殊胜，记述详洽，可称典奥。折遇兰行迹史籍记载无多，只约略知道其为山西人，工书画，诗拟建安，曾辗转甘陜多县为令，有政声，为纪晓岚激赏，目为门下，后早逝，有诗文集传世。据折遇兰在序中言，其便纂县志，在欲“后之君子征文考献或可为尺波片石之一助”，且“比旧志则大备”，则修志初有所本亦有所增，遍历全书，除却时务之记录，如衙役数目俸禄几何之类是，掌故传说当乃旧志一贯所传，而能与史书相表里之资料，盖出于纪事本末之查究，仍来源于史籍，但旧人检索资料有不便处，或史书所志不一，或考据学日新不已，正应前文白璧之言，以今人眼光来看，则舛误生矣。其中建制部分的纰漏，对后来的影响颇大，不可不察。

关于正宁县的地理沿革，县志中载为：“禹贡雍州之地。周为北豳地公刘属邑。秦属北地郡。汉上郡阳周县。晋陷于戎。东魏置泥阳惠涉二护军属赵兴郡。西魏置显州后周废之。隋开皇中改罗川县属北地郡……”，此段记载粗看似无不妥，但若详加考察，便知其中不但有错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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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甚至由此产生了一个较大的误解。秦以前由于文献不足，难以断定是非，然就存世资料来看，属雍州和豳地当无疑义，不但《尚书》及《诗经》中有相关记载，今人的考证也早成定论，这部分不必再耗费笔墨。

秦代开始，志载其属北地郡，属地固然正确，然以何种建制属北地郡却未明言。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知时有县治曰泥阳，且早先的典籍中有蛛丝马迹亦可作判断，《汉书·地理志补注》泥阳条云：“《史记·郦商传》‘破章邯别将周驵于泥阳’，应劭曰在泥水之阳，《史记正义》泥阳故城在宁州罗川县北三十一里”破章邯事在秦末，则其时已有泥阳之称呼，而正义之言更确定其为今日正宁及宁县部分地区，府衙所在当在今日正宁三河城与宁县米桥镇之间，因向北三十里，只有此片地区有较为完整之平原，其它或为深沟或为梁峁，不宜人居。之所以明确此地归属，在与汉代及以后对比。汉代志载属“上郡阳周县”，有两个问题，一则为何至汉代突然由北地郡归属上郡了？其二，为何泥阳县之名不再行，而改为阳周县？试分别予以澄清。

古来上郡之地归属雍州，《尚书·禹贡》：“雍州之地……厥田为上”，战国时魏国置郡，后为秦国所占，秦汉间因其地可以北拒匈奴，曾屯兵驻守，《史记·始皇本纪》载：“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所谓胡者，秦人以为乃北方之胡人也，故令扶苏蒙恬发兵三十万，其时驻兵地即为上郡（此事后文另有交代）。从《汉书·地理志》来看，汉代时上郡辖二十三县，其言为：“上郡：户十万八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八，县二十三：……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畴”。此段文字对上郡交待甚是详尽，亦提及其中之阳周县，并附“桥山在南，有黄帝冢”之语，《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崩，葬桥山”，今日正宁一带亦有黄帝陵墓位于当地的传言，子午岭向南延伸的一个小山包，被称为桥山，其地村民传为守墓者后代，且出正宁向西南去，有一古来关隘，曰调令关，传为当年蒙恬受旨地，而扶苏诏死之地为冯柳乡之龙头村，等等之类均合乎史册所传，看来阳周在此地似确凿无疑！但仍有几事不通，古来考据皆以为上郡在今日陕北榆林一带，比如肤施县为今日延安主城区，雕阴为甘泉县，与甘肃境内之正宁实在风马牛难以相及，上郡二十三县除此阳周之外，其余皆相去千里，何以县志言阳周乃汉时旧称呢？黄帝冢人皆知其在黄陵县，又为何此地会有异说呢？此事后文再谈，从县志来看，其归属上郡阳周之说，乃汉代突出，秦时为北地郡之泥阳县，不妨再看此时北地郡之记载。《汉书·地理志》关于北地郡之记载如下：“北地郡，秦置，户六万四千四百六十一，口二十一万六百八十八。县十九：……泥阳，莽曰泥阴；郁郅，泥水出北蛮夷中。有牧师菀官，莽曰功着”。此段记载来看，北地郡及泥阳县建制并未废，且就附近几个县位置而言，也更合乎今日正宁之区位，比如马岭方渠为今天环县一带，富平虽归属陕西，但依靠庆阳市，灵武、灵州属宁夏，亦毗邻环县，总之，北地郡辖下地域以今日庆阳、吴中、咸阳，三地的部分区域为主，是则泥阳为今日正宁之可能性要远大于阳周，即使秦汉因革，亦是县治变迁或区划增减而已，不可能上郡之阳周，飞来取代北地之泥阳，则县志所在汉代属阳周条有误，至此则回答了早先两问，但疑情并未彻底解决。

这样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即何以后人会以上郡之阳周，为北地之泥阳？应劭注《汉书·武帝纪》祠黄帝于桥山条相符，“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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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后又分上党立乐平郡，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并弃，至晋因而不改”，到后汉时上郡及阳周县均被撤并，至晋代犹如是，这亦与县志所载“晋陷于戎”契合，故《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皆不复收录阳周条，此段时间之史籍并无错讹之可能。

逮至北魏统一北中国后，产生了有较大影响的两本地理著作，一是郦道元的《水经注》，一是魏收的《魏书·地形志》，分别来看这两本书的记载，《水经注》卷三河水篇，走马水条下记为：“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为上陵畴，山上有黄帝冢故也，帝崩，惟弓剑存焉，故世称黄帝仙矣，其水东流，昔段颎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闻羌在奢延泽，即此处也，门即桥山之长城门也，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终于碣石，即是城也。”而《魏书·地形志》所载又有不同，豳州赵兴郡阳周县条下记“阳周，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桥山、黄帝冢、泥阳城、高平城、秋水。”这两段文字粗看无误，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其抵牾处了。

《水经注》记阳周县围水文地理情形，走马水注城，靠桥山，有黄帝冢……这些记载和《汉书》中对上郡阳周的说法是相合的，是以《水经注》所载走马水畔之阳周乃上郡之地，但此条下扶苏蒙恬之事，行于今日之正宁县，是又添一疑问，此事暂且不谈，先看另一书之记载，《魏书》所载阳周县下有泥阳城、高平城和秋水，这几处所在不当属于上郡之阳周，而是北地郡之泥阳县所有，且今日正宁县泥阳城旧址在罗川镇，而秋水代有封诰，虽不复旧观，但遗迹所在为湫头镇，当地人每年仍办庙会祇雨于斯，故此书所言赵兴郡之阳周县，为今日之正宁，而非汉代旧地，这是整件事情之关键，后汉晋所废之阳周，为北魏重建，但迁延至泥阳城一带，非复上郡，而归属于汉代称北地郡之所，不过北地郡亦不存，为赵兴郡所替，而此时之泥阳县南移至今日陕西境内，正好给阳周重建提供了便利，县志载汉代属阳周县条，是错把北魏之阳周当汉之泥阳，犯了张冠李戴的忌讳，北魏所做的变更，让后人混淆了泥阳与阳周的掌故，是以有扶苏蒙恬及黄帝冢之事，即此地人皆以为其为古阳周，攀相附会以为有黄帝陵墓，故名一土丘为桥山，附一地名作扶苏蒙恬受难之地，代代相传，遂以为真，刻舟求剑矣。 上郡阳周县所在，亦牵涉一个较大问题，即黄帝冢的位置，汉代以前的典籍中多处载其在桥山，而桥山属阳周，又回到汉阳周的位置问题，其实古人今人多有考证，说法也莫衷一是，不过从记载之河流和地形来说，是今日黄陵县之可能微乎甚微，黄陵县祭祀自唐代始，其时此县叫中部县，从地缘地貌水文来看，都不符合阳周之记载，尤其与《水经注》中的关键信息关系不大，王北辰先生考订陽周为今日陕北之子长县，这是后话，与本文关系不大。要交代的是，即使其不在黃陵縣，也绝不会在正宁县，即北魏矫置之阳周县境内，陽周今日之稱，完全來自一個誤會，故此县所传桥山云云，亦當是後人附會及捕风捉影，向壁虛造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