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女性的性格悲剧_雷雨_中繁漪形象的深度阐解_杨立民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Jianghan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Vol.21　No.3

Jun.2002

叛逆女性的性格悲剧

———《雷雨》中繁漪形象的深度阐解

杨立民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摘　要:《雷雨》中的繁漪是具有鲜明特色和复杂蕴涵的叛逆女性形象,其鲜明特色在于独特性的雷雨性格,其复杂蕴涵则在于人性建构中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和个体生命力中的创造性力量与破坏性力量的相兼相制,因而深切地显现出人性的深度。

　　关键词:曹禺;《雷雨》;繁漪形象;叛逆女性;性格悲剧;人性深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2)03-0040-05

　　曹禺的四幕话剧《雷雨》中的女主人公周繁漪,是以其畸型情爱、雷雨性格及其果决复仇行为所产生的悲剧力量而震撼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她以其精神分裂的惨重代价而决绝地与传统家族文化及男权中

心主义同归于尽,其叛逆形象与性格力量就在这种最后拼搏中升腾起来,显示出情感审美价值意义的多维取向,至今仍然引起读者观众的深层次思索。

繁漪饱受周朴园的情感冷漠和精神折磨。从情感冷漠来看,繁漪与周朴园长期共同生活而缺乏情感交流没有情爱可言,或者说存在着性的形式而没有爱的实质。周朴园用铁的手腕囚禁了妻子做人的人格尊严,放逐了妻子做女人的心灵本性,使得繁漪本身除了情感之外一无所有。而周朴园那种可怕的情感冷漠,情感态度经由冷淡、冷漠到冷酷,使得两人关系冷淡情感冷落。情感冷漠意味着感觉贫乏,热情缺失,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导致夫妻情感关系淡薄而僵化。两人居家相处而得不到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阻碍了家庭一切生的郁勃气息,禁绝了家庭正当的情感要求。繁漪不甘心沦为丈夫的附庸和玩偶,有时任性而不听话,引起周朴园的严重不满。周朴园不仅下力整饬家庭秩序,用种种家族伦理来钳制她,约束她,而且采取强制性的手段逼迫其就范,使其在封闭中被孤立起来。

从精神折磨来看。周公馆充斥着家庭的专制暴戾,缺乏现代文明气息,周朴园的家长权力便是命令和法律,需要绝对地服从和遵循。他把繁漪作为活的物件置于严格管束之下,不许她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个人的理想愿望,强迫她做不愿做的事情。像逼迫繁漪喝药之事,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精神摧残。周朴园为了维护自己的家长权威,亲自延请医生为繁漪治病,而且让周冲求其母亲喝药,并让周萍跪着请求继母喝药,造成一种强制性攻势,以逼迫繁漪服

一、无爱婚姻与精神摧残

繁漪原具有天生丽质和水晶般心灵,17岁被大她20岁的周朴园所骗娶,同专横、冷酷的周朴园共同生活了18年,从此被牢牢地关闭在封建家庭罗网中。繁漪娘家颇有地位,她嫁到周家使周朴园找到了门当户对社会认可的婚姻。但是,这是一个无爱的婚姻,终于造成了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和悲剧结局。在这个家庭牢笼中,繁漪成为物质生活的富有者和精神生活的贫困者,高贵的门第和优裕的条件,未能补偿其情感的贫乏和精神的折磨于万一。繁漪在这座枯井中过着平庸、沉闷、枯燥、孤寂的无爱婚姻生活,“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婚后流年消磨了繁漪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快要变成石头一样的死人了。繁漪与周朴园实存着不可沟通和弥补的感情鸿沟。她受尽周朴园的情感冷漠和精神折磨,心理处于压抑与不可压抑之间,情感处在失望与默默希冀之间。

　　收稿日期:2002-01-12

作者简介:杨立民(1954-),男,陕西西安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40·2002年第3期杨立民:叛逆女性的性格悲剧

从其家长权威和家庭秩序,这就使繁漪在精神上更加压抑,郁郁寡欢。从精神折磨和性格对抗角度来说,周朴园威逼繁漪喝药的一场戏,充分暴露了他那

狰狞的面目和冷酷的手腕,因而激起繁漪更大的反抗,使她觉得这种精神折磨确实无法忍受。出于对周朴园所加于其身的种种束缚和限制的一种反抗,繁漪是有生命有个性的女人。愈是对她有压抑,她的反抗和挣扎就愈强烈,而且采取更加隐蔽的抗争方式。特别是周朴园在对待繁漪任性不顺从时,就祭起“神经病”的法宝,污蔑她精神有问题,把精神压抑者视为异常的精神病患者,这是对繁漪的粗暴的人格侮辱和极端的人性践踏。无端扣上“神经病”的帽子,当作精神疯子而另类对待,这种极端的精神折磨正是对繁漪最致命的一击。繁漪的对于个人生活的正当要求和合理需要,她的情感心理需求和未来生活希望,均被周朴园视作“精神失常”而加以无端拒绝和无情扼杀。

繁漪对周朴园构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处于附庸和玩偶地位,在周朴园的家长权威和男性权力话语淫威下,繁漪饱受周朴园的情感冷漠和精神摧残,性情乖戾,神情恍惚,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中付出了沉重的精神代价。繁漪由于接受了时代思潮洗礼而具有个性解放思想,难以忍受家庭的单调生活和阴沉气氛,更不能忍受毫无情爱的生活方式,对于强加于她的精神束缚感到十分痛苦,要求彻底摆脱。我们看到,繁漪在漫长苦熬中从未对周朴园公开决裂或毅然离家出走,孤身奋战于家庭牢笼,这是由于她的出身、身份和教养的潜在影响所致。她毕竟受到过时代新式教育,兼具“资产阶级新女性”和“旧式女人”两种思想因素。一方面对周朴园的家庭束缚和精神折磨逆来顺受苦熬挣扎,传统精神枷锁和厚重文化积淀使得她精神软弱安于被禁锢在周公馆;另一方面,因其特有倔强个性和顽强生命力而又任性而难以驯服,始终不甘心于被宰制被屈服。这是她性格中最无法解脱的矛盾,又恰是导致她悲剧命运和悲惨结局的一个深层动因。

并因周萍的始乱终弃而死死抓住周萍不放,用其脆弱生命演绎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把周萍视为追求的生活目标和情感归宿,当遇到周萍表白心迹和热切示爱之时,她几乎是变态地盲目性地爱上了周萍,在这个“弱不禁风的小草”上寻求精神寄托,情爱的疯狂性和冲动性使这种畸型之恋失重失衡而带有苦涩和悲凉。她置名誉、地位甚至性命于不顾,以一个后母身份倒向继子周萍的怀抱之中,不惜以“闹鬼”方式委曲求全地与周萍幽会私通。繁漪无奈地堕入畸型恋爱屏蔽道德谴责而无怨无悔,不顾什么天理人伦,用人本具的一切原始野性大胆地狂热地进行这种比较卑微的情感追求。虽然陷入“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尴尬境地而无所顾虑,只要周萍善待相好相依相伴,她很情愿过着这种难堪的情感生活。她大声宣称:“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我是人,一个要真正活下去的女人。”历经严酷压抑而申明“我的心并没有死”,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的爱与被爱的权利。尽管如此,繁漪与周萍在情感付出上有相当差距,在关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她在情感上安于依附周萍,沉溺于失衡之爱而难以自拔。应该指出的是,繁漪毕竟是受时代新思潮和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年轻女性,对于这种特殊的畸型之恋,她自己并不介意于伦理道德的精神拷问,并在这种畸型之恋中得到了精神上安慰和情感上满足,体验到纯真、甜蜜的爱情生活,得到了情感心理上的补偿;而且只要周萍能够与她保持这种情感关系,她宁可苟且地活下去。然而她将自家性命系于一个不能敢作敢为不敢担当的怯懦者,也就决定了她的情爱选择是前定错误的,昙花一现的爱情最终沦为一场惨烈的悲剧。

对于周萍的始乱终弃想一走了之,繁漪首先是立足于挽救。当她发现周萍的移情别恋爱上四凤时,感到惊惧、愤恨、痛苦甚至哀求,处于欲求不得欲罢不能的境地,并且想千方百计地挽回,甚至表示愿意有条件的让步(如同意周萍带她和四凤一起逃走)。在最后不可挽救彻底失望之时,繁漪不惜采用多种手腕和心计并周密安排连环实施,与周萍打起了逃离与阻拦的关系之仗。当周萍要带上四凤远走矿山时,她不择手段地盘问四凤与周萍之事;为了缠住周萍,不惜从中破坏,利用自己亲子周冲对四凤的爱情,强迫其插手于周萍与四凤之间,利用兄弟火代并夺其所爱;出其不意地将鲁侍萍(周朴园罪孽的见证者)召来接女儿四凤回家,以干预和斩断周萍与四凤的恋情;趁周萍在四凤房内

·41·二、畸型情爱与变态心理

正当繁漪在艰难寻找和殷殷渴求真正情爱之

时,周萍闯入了繁漪的情感世界,带入了现代性爱色彩与血缘伦常纠葛而形成畸型情爱。在这个畸型情爱的围城中,周萍与繁漪之特定的逃离与阻拦的关系取代了周朴园与繁漪的那种逼迫与摆脱的关系,

　　　　江汉大学学报总第21卷

道别,将窗户反扣,致使鲁家发现周萍;获知周萍即将离开家庭,便不顾一切质问周萍并当众宣布:自己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可是他现在不要我”;为了能与周萍长相厮守,她决绝地不承认自己有丈夫,也不承认自己有亲生儿子,只愿永远成为周萍的女人。在周萍与四凤决定私奔时,她把周朴园叫下楼,当众揭穿了两人之间同母异父血亲关系。她的暴露家丑揭穿老底这一手,导致周萍因惧怕双重乱伦而自杀身亡,四凤被迫触电自杀,周冲也触电而亡。她同时无情揭露了周朴园的丑恶面目,让他当众出丑并尝到自作孽的苦果,使周朴园苦心经营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轰然崩溃了。繁漪的这种变态心理和变态行为,使得她自己在毁灭家庭毁灭别人时,也悲剧性地自我毁灭了。作者通过戏剧冲突和人物矛盾关系充分表现繁漪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去追求真诚美好情感生活的心理特征,作品采用性格化的人物语言,动态性地表现女主人公在追求爱情生活时的复杂心理,并在戏剧矛盾冲突的高潮中淋漓尽致地突现出女主人公强烈的个性反抗色彩。

的女人,“郁积的火燃烧着她”,使她始终能够辗转于周朴园的情感冷漠、精神摧残和情爱禁锢中而保持觉醒和隐性抗争的精神状态。她在与周萍形成的那种遗弃与热恋、逃避与阻拦的关系中,其性格中那种不可压抑的“蛮劲”和“一团火”似的激情以及自然人性中那种原始生命力量,由潜在状态转向显在状态,郁忧沉静外貌下蕴含着冲激一切的情感漩流,因而使她作出不顾一切的决定。由于情感本身压抑不住窒息不死,这种情感带有原始野性和巨大能量,一旦爆发冲激而出,就造成巨大爆破性毁灭性力量。繁漪把情爱视为第一生命,执著地把情感的需求和生命的存活推向尖锐的关系冲突中,坚定地选择情感之花的促发而不顾生命之树的凋残。对于周萍的畸型之爱,繁漪交织着极情之爱和绝情之恨,爱也疯狂恨也疯狂,情极之毒就走向事物反面。这样,戏剧冲突使她在无法挽回彻底绝望中走向变态发展,由系列变态心理到系列变态行为。周家父子两代人欺骗了她,父亲周朴园骗取了繁漪的婚姻,痛苦的创伤并没有愈合;长子周萍骗取了繁漪的爱情,旧血痕上又添了新血痕。前者毁灭了繁漪的人生希望,后者毁灭了繁漪的情爱梦想。“一个女人不能受两代人的欺辱,一个失望的女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由横遭情爱遗弃而使其所有人生之爱的美好目标化为泡影,在哀求无望后必然是忍无可忍的反抗,这种爱恨情仇通过毁人与自毁这种极端化形式表现出来,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毁灭,情人、情敌和亲生儿子都在这复仇火焰中化为灰烬,自己也在这复仇火焰中发生精神分裂。我们看到,繁漪深恶痛绝地揭露了周家父子虚伪残忍的面目,使周朴园遭到精神打击而原形毕露,使周萍畏惧双重乱伦罪孽而终于自尽。在这种一同毁灭的不归之路中,繁漪听任精神超脱狂放自由不羁,不受任何人事关系和情感关系的束缚,迸发出撕心裂肺的灵魂绝叫,以有限个体感性力量疯狂地撞击厚重的理性文化壁垒。

繁漪形象的特异性格和悲剧命运对观众心灵有着深层触动。钱谷融先生认为:繁漪不但有雷雨的性格,而且是有独特性的雷雨性格,她本人就简直是“雷雨”的化身。繁漪操纵着全剧,成为整个剧本的动力,牵制着剧中人物:她死命地拖住周萍不让他离开周公馆;她把鲁侍萍召来周公馆;最后在周萍与四凤将要一同出走时,又是她叫来周朴园,揭出难堪的事实真相,了结了这个悲剧葬送了这个家庭。《雷雨》这曲悲剧,是在繁漪的性格力量的推动下一手制

三、雷雨性格与人性深度

繁漪形象的最有特色之处在于雷雨性格及其所显现的人性深度。曹禺曾在《〈雷雨〉序》中说过:“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写出的,并且也较觉直切的是周繁漪。”李健吾曾评论说:“《雷雨》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这样一个站在常规道德之外的反叛,旧礼教绝不容纳的淫妇,主宰着全剧的进行。”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则把繁漪形象高度概括为“雷雨性格”,而且强调是独特性的雷雨性格[2]。正因为繁漪的雷雨性格和变态心理,使她成为全剧的主导性人物,制导着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的矛盾,并在这一主导过程中把戏剧冲突推向悲剧高潮而显现出形象本身特殊性格所寓含的人性深度。

剧作对繁漪第一次出场的描写至关重要:“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这就明确揭示了繁漪殊异的性格特质和情爱复仇的深层潜因。在与周朴园形成的逼迫与挣扎、摧残与抗争的关系中,繁漪保持着抑制与不可抑制之间的内在张力而使自己最终没有沉沦绝望,在情感的寻求与失望关系中始终保持着一线微弱希望。繁漪是一个真正要活下去·42·[1]

2002年第3期杨立民:叛逆女性的性格悲剧

导完成的。由于她愈来愈意识到自己情感憧憬无法实现而具有悲剧性心理,她的反抗行为一开始便带有悲剧的性质。由此可见,繁漪在全剧人物关系中

的隐性制导作用,她的雷雨性格在剧情冲突中居于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2]。

曹禺曾经将《雷雨》的人物按照性格的特点分为两类。刚强性格类人物“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中的路。代表这种性格的是周繁漪,是鲁大海,甚至是周萍”。这也就是极化的雷雨性格。当事情无可挽回时,繁漪索性豁出一切,如雷鸣般怒吼爆发,万般柔情顿时化为极度憎恨,不可欺侮的个性和不甘罢休的心理使其选择了疯狂报复方式,其撼动人心之处正是生命底层蕴藏的野性活力。“她是一柄犀利的刀,她愈爱着的

P216)

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3](。性格是人物一系

[3](P214)

或者在沉默状态中走向消亡,或者在爆发状态中升腾出巨大的破坏性。它的深刻教训是社会主体和个体主体都要将这种人性建构和个体生命力中的双重

性特征辩证地定度把握好,要严加调控不让其左右自己,否则它作为一种双刃剑会产生意外的杀伤性

P296,304)

和毁灭性[4](。

四、结　语

曹禺《雷雨》所塑造的繁漪形象,是富于创意的别具特色的叛逆女性形象,其最鲜明特色在于具有独特性的雷雨性格,并以不屈的抗争和个体生命为代价,谱写了一曲激荡人心发人深省的性格悲歌。如果与中国古典文学叛逆女性形象相比较,繁漪形象已经超越了“必为厉鬼”复仇的霍小玉式复仇女性和关汉卿笔下智勇双全的抗争女性(如《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望江亭》中的的谭记儿),其异质性在于精神人格的叛逆。如果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娜拉”形象系列相比较,从以出走为终点的田亚梅(胡适独幕话剧《终身大事》),到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陈白露(曹禺话剧《日出》)和子君(鲁迅短篇小说《伤逝》),到出走后在社会解放中实现自我解放(并能逐步克服自身弱点)的梅行素(茅盾长篇小说《虹》),都是以“出走”为理念取向的。而繁漪则不在争取人身“出走”而重在实质性精神反叛。再与西方近代文学叛逆女性相比较,在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总体追求上是一致的,但与娜拉(挪威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相比较,繁漪的精神叛逆有待于从情感维面转向理性维面,与简·爱(英国夏洛蒂·勃朗特长篇小说《简·爱》)相比较,繁漪则未能达到简·爱那种跨越单一女性意识觉醒而追求人的意识觉醒,同时在人的意识建构中完善女性意识的思想高度。同样具有精神不屈的可贵品格,简·爱则因精神不屈而具有人格魅力,繁漪则因精神不屈而暴露人性的弱点(即对人性建构中非理性因素和破坏性力量的张扬)。从繁漪的精神觉醒历程来看,经历了压抑———抗争———再压抑———再抗争(不惜以自毁方式抗争)的历程,正是“五四”以来时代新女性的典型性历程。繁漪对周家父子两代人无情欺辱的不屈抗争,面对周朴园的情感冷漠和精神折磨而保持压抑与不可压抑之间的内在张力,默默无奈地保持一线的生活憧憬和情感希冀;面对周萍的始乱终弃情意断绝,在挽救无望后放纵人性的疯狂而与之同归于尽。性格就是命运,繁漪“一团火”的性格使她放纵了人性中的非理

·43·列行为的内在根据。繁漪性格的关键之处是犹如“一团火”的暴烈狂热、敢作敢为,执著而偏执,倔强而冲动,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极端方式(甚至不惜采用自毁方式),陷入一种绝对化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从性格误区上看,偏执和狂热是其性格悲剧的内在原因。

繁漪这个悲剧形象之所以能够引起观众的心灵震撼,是因为她的独特性的雷雨性格及其所体现的人性深度。从人性建构来看,一般人性建构中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存在个体生命力的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双重力量。繁漪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建构中积极性与消极性两极互动的张力形态。她具有“一团火”的性格特质,而情感结构中爱与恨两种对立性态度异相极化和相互转化,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致使爱也疯狂恨也疯狂。从个体生命力角度来看,个体生命力本具潜在的创造性和潜在的破坏性这样双重性力量,也就是天使与魔鬼(人性与兽性)的功能性共存。人既是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规范的永恒的精神性矛盾体,同时也是理性与非理性、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永恒的精神矛盾体,并且使人永远处于骚动不安的精神状态中。而对于繁漪来说,这种人性建构和个体生命力的双重性特征与其“一团火”的特殊性格相契合,使得其负性因素(如非理性因素和破坏性力量)极度膨胀压倒对立面因素而造成灾难性后果,繁漪悲剧的深刻原因即与此密切相关,她的人性建构和个体生命力的双重特性导致精神分裂式的内心冲突,使她自己

　　　　江汉大学学报总第21卷

《雷雨》欣赏答问录[J].文艺理论研究.2001(5).

性因素和破坏性力量,并由此超常地显现出人性的深度。参考文献:

[1]　李健吾.李健吾戏剧评论选[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

社,1982.

[2]　钱谷融,殷国民.令人憧憬和痴迷的艺术境界———关于

[3]　曹禺.曹禺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4]　朱德发,谭贻楚,张清华.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

史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刘正国;校对:朱可可)

CharacterTragedyoftheRebelliousFemale

———ADeepExpositionofFanYi'sImageinthePlay“Thunderstorm”

YANGLi-min

(ShanxiAcademyofSocialSciences,Xian710065,ShanxiChina)

　　Abstract:FanYiisarebelliousfemaleimagewhohasthedistinctivestyleandthecomplicatedimplicationintheplay“Thunderstorm”.Thedistinctivestyleliesintheuniquethunderstormcharac-ter.Thecomplicatedimplicationliesinthesetupofhumannature,whererationalandnonrationalfac-tors,andcreativeanddestructivepowersinindividuallifearebothcompatibleandrestrictive.Such

manifeststhedepthofhumannature.

Keywords:FanYi'simage,rebelliousfemale;charactertragedy;depthofhuman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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