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私营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动因考察

解放初期私营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动因考察

丁　骋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ꎬ广西南宁５３０００４)

摘　要:新中国成立之初ꎬ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ꎮ本文通过梳理私营报纸改造的历程ꎬ探讨其改造的原因ꎬ得出私营报业在新环境下经营的困顿、办报思想与新政权要求不符ꎬ以及党管新闻制度的确立ꎬ都直接决定了私营报纸必然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ꎬ对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尽快统一的必然要求ꎬ其成功地改造又对新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ꎮ

关键词:私营报纸ꎻ社会主义改造ꎻ党的领导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１２２(２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０４

一、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尽快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震动ꎬ香港的«新民报»社长陈铭德就向夏衍发出“«新民报»还允许存在吗?”的声音ꎬ后者当时主持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澳门的工作ꎮ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发声机关ꎬ«华商报»则邀请旅港新闻界人士在该报中展开讨论ꎮ

这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争论ꎬ前后在该报发表了讨论文章６篇以及一个编者按ꎮ«新中国的一个抉择———财主的新闻自由?还是民主的新闻自由?»

«新

态领域的领导地位ꎬ为接下来的经济建设扫清思想障碍是摆在执政党面前尤为迫切的问题ꎮ新闻媒体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如何对待城市中的私营报纸关系到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ꎬ在制定新闻政策的考量中ꎬ如何对待非共产党所有的报纸是重中之重ꎮ一份重要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在１９４８年年底发布ꎮ文件指出ꎬ报纸的生产是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ꎬ因此相比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ꎬ私营报刊和通讯社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ꎮ除此之外ꎬ这份文件还认定在新近解放的城市里ꎬ只有极少数的报纸是进步的ꎬ应该支持其复刊ꎮ这样的表述被认为是党对待新闻业(报业)的原则框架范围ꎮ

中国的办报问题»和«不容许私人办报»三篇文章全面否认私营报纸存在的价值ꎻ而另一篇文章«新闻自由与私人办报———与刘尊棋先生商榷新中国应否允许私人办报»却认为全国解放后ꎬ应该允许私人办报、办刊ꎻ«论新闻出版自由»一文则旗帜鲜明地认为只有允许私人办报ꎬ才能永久保证新闻自由ꎻ«新国家与新报纸»则认为私营报纸只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存在ꎮ除此之外ꎬ１９４８年２月６日«华商报»的编者按表示ꎬ即便是今后允许私人办报也仅仅是允许其存在ꎬ私营报纸绝不可能和党的报纸获得同等的发展ꎬ而且私营报纸的趋势一定是先集体化再社会化ꎬ最终国家化ꎮ这样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刻新政权对待私营报纸的态度ꎮ

　　二、私营报纸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过程剖析　

(一)香港«华商报»关于私人办报的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

政策讨论

理办法的决定»一经发布ꎬ在报人中就产生了很大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０３

基金项目:２０１４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１９５０年代初期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研究”(１４ＸＪＣ８６０００１)ꎮ

作者简介:丁骋ꎬ女ꎬ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ꎬ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史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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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传媒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二)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拉开帷幕

讨论归讨论ꎬ随着战事的胜利ꎬ这样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摆在新解放城市接管委员会的面前ꎮ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天津解放ꎬ天津市军管会展开了对天津«大公报»的改组和易名ꎮ２月２７日ꎬ利用原«大公报»天津馆的全部财产ꎬ天津«进步日报»出版了ꎮ天津«大公报»的易名引起了极大的震动ꎬ时任该报总编的王芸生在知晓这一情况时ꎬ正在去往北京参加传媒大讲坛

(三)私营报纸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私营大报走上公私合营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经历了连年战争的社会经济亟待恢复ꎮ«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这三家私营大报的经营也每况愈下ꎬ在发行上表现为订阅率、零售率双双下降ꎬ然而和发行比起来ꎬ广告则更为惨淡ꎬ基本没有广告可登ꎮ报纸没有销路ꎬ没有广告ꎬ接下来的生存就更加困顿ꎬ这些曾经的私营大报先是新政协会议的路上ꎬ沮丧、焦虑的心情冲淡了他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喜悦ꎬ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１]ꎮ这种实行彻底“革命”的方式也引起西方尤其是英美新闻界的一片哗然[２]ꎮ这种做法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ꎬ中共中央清醒地看到ꎬ明确地决断ꎬ如果要应对现有的局势必须有计划地布局保留一批私人办报ꎮ在天津«大公报»更名事件之后ꎬ党中央严令其他城市杜绝对私营报纸采取禁止出版的一刀切的做法ꎬ而是首先对私营报纸进行准确的判断ꎬ严格按照报纸登记许可出版的要求ꎬ判断其性质是反动的亦或是进步的ꎬ还是中间的ꎮ就私营报纸最集中的城市上海为例ꎬ被定性为反动报纸的主要有«申报»«新闻报»«益世报»«立报»ꎬ上海解放后ꎬ该市军管会立即接管了这些报纸ꎬ«文汇报»被看作是进步报纸、«新民报»是中间报纸、«大公报»有天津教训在先ꎬ都拿到了新政权颁发的许可证ꎮ

虽然政策上允许私营报纸一边继续出版ꎬ一边进行登记许可ꎬ然而经营的困顿或屡屡违规却直接导致了部分私营报社关门ꎮ当时新闻总署研究室对全国的报纸进行了统计ꎬ截至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８日ꎬ明确标注为私营性质的报纸尚有５５家ꎬ到了１９５０年年底ꎬ就有至少１３家报纸主动或被动停刊ꎬ形成了一个民营报纸停刊的高峰ꎮ这一年私营报纸纷纷关张的原因是屡屡挑战新生政权被严禁出版ꎬ更多的则是经营难以维持ꎬ主动宣布关停ꎮ最先主动停刊的当属南京和成都两地的«新民报»ꎮ公开违反新政权新闻政策ꎬ在新闻、言论上屡屡表现反动被勒令停刊的主要有天津２

«博陵报»、广州的«现象报»«越华报»«国华报»ꎮ

向公家借款ꎬ称为私营公助ꎬ继而很快实现公私合营ꎮ从１９５１年开始ꎬ«大公报»各分馆、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上海版和北平版都纷纷进入公私合营的进程ꎬ形成了新中国初期新闻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造的高潮ꎮ其中ꎬ到１９５０年９月就已经亏损达５４亿多旧币的«文汇报»获得了国家８亿元的补助ꎬ新政权具体管理新闻业务的华东新闻出版局和上海新闻出版处还帮助«文汇报»向银行贷款１０亿元ꎬ实际上ꎬ这个时候«文汇报»已经为“私营公助”性质ꎬ但补贴和贷款都没有帮助文汇报社恢复往日的经营ꎮ终于到了１９５２年的最后一天ꎬ公私合营上海«文汇报»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ꎮ１９５２年的上海«大公报»亏损额已经达到４１.５８亿旧币ꎬ发行量也仅为４.６万份ꎬ还以至少每月３亿旧币的速度亏损[３]天ꎬ面对难以为继的境况ꎬ中共中央决定本就为一家ꎮ１９５２年夏的天津«进步日报»和上海«大公报»再次合并ꎬ迁往北京ꎬ正式进行公私合营ꎮ上海«新民报»也于１９５３年１月改为公私合营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在上海这三家大报公私合营的过程中ꎬ上海市文管会还征得中央同意ꎬ主要在上海私营报社中集中开展了新闻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ꎬ对私营报纸一直以来的“资产阶级新闻作风”进行了彻底的清算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思想ꎮ这三家私营大报由于其私营的身份在公私合营过程中的种种表现都为全国所观瞻ꎬ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全新新闻体制建立的前提ꎬ在其改造过程中也实现了对新闻价值的重塑ꎮ

三、私营报纸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动因

相对于同一性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延续到１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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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ꎬ私营报业的改造１９５３年就基本完成ꎬ是什么原因使得私营报纸的改造先于其它行业完成?

传媒大讲坛

弃在一边ꎬ无人理会的可笑现象[４]ꎮ还时有拒绝发行私营报纸的情况ꎬ«文汇报»为了扩大发行ꎬ向全国然而最后也只有不到一百家邮局回复愿意支持该报发行[５]ꎮ而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建立ꎬ报业经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广告ꎬ也基本消失了ꎬ社会按照计划生产、消费ꎬ没有广告需求ꎬ私营报纸失去了最重要的广告来源ꎮ当时仅有的广告———政府公告ꎬ也因为各地邮局发出１２００多封请求支持该报发行的信件ꎬ

生存的劣势

(一)新形势下私营报纸经营的窘迫和

　　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报纸和其他行业一样ꎬ必须在与其身处的生存环境不断的交流中ꎬ才能从生存环境获取源源不断的生存资源ꎬ然而与新生存环境交往中的私营报纸则从新闻采编业务的进行到发行、广告等两大经营项目都陷入了困顿ꎬ其在新环境下获得的资源根本无法满足其生存下去的条件ꎬ雪上加霜的是以往私营报纸的自我调整能力此刻也完全不能发挥作用ꎬ导致其在媒介生态系统中渐渐处于边缘生态位ꎮ

新闻生产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ꎬ首先ꎬ私营报纸的版面内容生产受到管束ꎮ在信息来源上ꎬ由新华社或党报集中统一发布信息的制度取代了以前由各报纸自采重大新闻的方式ꎮ上海的私营报纸不但要严格遵守这一规定ꎬ上海的新闻主管部门还加码要求“闻对于国际新闻和评论、军事消息ꎬ各新ꎬ闻对全国单位均、须全市重大的政治新以新华社稿件为准”

[３]

新闻上ꎻꎬ其次生产新闻需要的新闻纸ꎬ由国家主导生产资料的分配也体现在

、印刷机、油墨等ꎬ以及最新的排版印刷技术也都由组织计划安排ꎮ以新闻纸的分配为例ꎬ到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１日ꎬ全国报社每日所需的新闻纸均由文化用纸委员会分配ꎬ该委员会的工作就是统筹安排国家新闻、出版用纸ꎬ文化用纸的生产、分配以及价格ꎬ由此新闻纸的使用进入了国家计划安排ꎮ然而ꎬ这种计划分配是区别对待报纸的ꎬ１９５７年５月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ꎬ曾将现代财会制度引入新民报社的老报人邓季惺就指出ꎬ“解放初期党报得到的新闻纸供给数量远远高于私营报纸ꎬ新闻纸的质量也更胜一筹ꎮ印刷机器上ꎬ也是党报用最先进的高速轮转机ꎬ其他报社是没有高速轮转机使用的ꎮ[４]发行和广告的萎缩则是私营报纸的另一重困境”

ꎮ

“高度依赖邮政部门邮发合一”的全面推行使得私营报纸在发行上逐渐ꎬ然而垄断了发行的邮政部门对其发行却不那么重视ꎬ出现邮局为党报捆报ꎬ私营报却

其性质ꎬ几乎不会在私营报纸上刊出ꎮ拿当时上海三大报之一的«文汇报»来说ꎬ复刊第一年ꎬ广告收入在报社营业收入中所占比例已经不足三分之一ꎮ经济难以为继ꎬ报社发不出工资ꎬ从业人员开始人心思动ꎬ寻找机会离开报社ꎮ例如ꎬ１９５０年拥有６０名记者、编辑的上海«大公报»ꎬ不到两年ꎬ就有７人去了新华社等党报党刊[６]的报纸发行ꎬ几乎消失的广告ꎮ乏味的新闻报道ꎬ日渐涣散的从业队ꎬ不断下滑伍ꎬ私营报社的资源流动整体陷入困境ꎮ

种种困境使得私营报纸屡屡出错ꎬ这些错误表现在报纸版面上ꎬ是排版上频繁排错字或是干脆漏排重要信息ꎬ更为严重的错误则是版面不断出现“政治错误”ꎮ以«大公报»的报道来看ꎬ在“保守国家机密”方面ꎬ该报频频出错ꎮ其中ꎬ１９５１年３月到９月的半年时间内ꎬ«大公报»六次被指出单篇报道或专刊泄露了国家生产机密[７]来人心惶惶ꎬ人心不安导致再次犯错ꎮ犯“错误”导致检讨ꎬ«大公报ꎬ检讨带»的报道陷入恶性循环ꎬ恶性循环终于在１９５２年带来了重大错误ꎬ«大公报»在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５日的第四版报道———«要求政府枪决王康年»中ꎬ有一句为“实际是所有志愿军家属要往前方给自己的亲人捎去的亲切的声音”ꎬ可实际见报时却变成了“实际是所有志愿军家属要往前方给自己的敌人捎去的亲切的声音”ꎬ“全不一样了亲人”排成了ꎬ酿成了重大政治错误“敌人”ꎬ报道原本要表达的意思也完ꎮ一周后该报二版刊登了消息«卢作孚在渝病逝»ꎬ标题就严重失实ꎬ因为实际上卢作孚是畏罪自杀ꎬ即使不是自杀ꎬ以当时卢作孚的身份ꎬ用“病逝”表达也是错误的ꎮ私营报纸报道的屡屡出错ꎬ在当时上海市的新闻主管部门眼里都是非常严重的ꎬ因此造成了政治上和宣传上巨大的损失ꎬ«大公报»因此被予以警告处分并通报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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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ꎮ不断地犯“政治性错误”ꎬ不断地检讨ꎬ这进一步加深了其生存的危机ꎮ

传媒大讲坛

目的的政治运动、恢复经济ꎬ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营经济在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ꎬ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ꎬ通过调整高等教育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ꎬ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体系ꎮ这一系列由国家行政力量主导的改革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ꎬ实现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强力统合ꎬ这种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社会发展高度一体化ꎬ必然要求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媒介生存环境ꎬ要求媒介成为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ꎬ在报纸与政府的关系上ꎬ报纸主要充当政府的代(二)党管新闻制度的确立及其合理性

具体说来ꎬ一定的社会制度必须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闻管理制度来管理规范这个社会的新闻传播活动ꎬ在遵守“党管干部、党管新闻ꎬ办报必须遵守党性原则”之下ꎬ着手建立新闻管理机构、制定新闻政策ꎬ新的媒介生存制度环境逐渐形成ꎮ从新闻管理机构建设看ꎬ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日成立的新闻总署是全国新闻事业行政权威的最高机构ꎬ各大区则相应成立新闻出版局管理辖区范围内的新闻单位ꎮ１９５１年５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ꎬ在这次会议上将新闻单位、文学艺术等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行业全部划至“管理文教口ꎬ在这一背景下”ꎮ而“文教口ꎬ”随着则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１９５２年８月新闻总署的撤消ꎬ各级党委宣传部正式主管新闻单位ꎮ至此ꎬ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成为新闻管理的唯一机构ꎬ新闻事业在行政上完全置放在党的领导之下ꎮ

随着新闻事业管理机构的确立和完善ꎬ一系列新闻出版政策和法规也相继出台ꎬ其中比较重要的是ꎬ１９４９经过有关方面审阅后始得发表的指示年１１月１１日ꎬ新闻总署发布的»ꎻ«关于稿件必须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大报和小型报如何使用新华社稿件提出了不同要求日发布的«关于报纸采用新华社电讯的规定»ꎬ对ꎻ

１９５０工作会议期间又密集发布了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１６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以及«关于统一新华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等为新闻工作带来重要影响的文件ꎬ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ꎬ不但发布后很快在版面上、电波里掀起了全社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ꎬ直到今天ꎬ这份文件依然有着现实意义ꎮ

四、结　语

现代新闻业一向被视作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ꎬ其必须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领域其他制度设置一致ꎮ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ꎬ就大刀阔斧地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造ꎬ发动以塑造新社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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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ꎻ在报纸与民众的关系上ꎬ报纸是国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具ꎮ媒介生存环境的转变ꎬ私营报纸自身经营的困顿以及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的建立健全都直接决定了私营报纸必然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ꎬ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这种全社会转型的适应ꎬ对其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对巩固新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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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处公函ꎬ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９日ꎬ上海档案馆馆藏ꎬＢ３５－２－６７－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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