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消费文化理论

作

者：刘宗义

【摘要】消费文化的出现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曾对这一新出现的文化现象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来阐述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发展，这样更加有利于考察消费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我们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和影响。

【关键词】消费文化 社会学 符号

就当前社会来看，任何一种新鲜事物的出现并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演化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样，抛去这种事物本身的特点之外，很多的学者都会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阐述这种现象。消费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特殊观念，自然也不例外。消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形态。因此这就有必要从多学科的视角来审视这一新的现象。例如从经济学上来说，帆勃伦提出了“炫耀性消费”；文化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则从批判意义上对消费文化进行了解读；还有的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阐述消费文化给全球化造成的影响。这些学者的论述对于我们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消费文化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把消费文化放到社会学的学科背景下来审察，我们能够得到许多其他学科所不能够得到的启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阐述消费文化往往能够将它放到整个社会宏观体系下进行阐释，并且能够从等深层次的方面考察消费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发展的原因等等。所以，一些社会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值得我们去考察。这其中就以鲍德里亚最具代表性。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西方后现代理论背景下，运用当代符号学理论体系，对“消费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在进行理论描述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西方消费文化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十九世纪之前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整个人类社会在生产上仅仅能满足于人类自身的生理需要，社会上并没有产生过多的物质生产资料，加上新教节俭的伦理观念的影响，所以这时期的消费仅仅是物的消费，人们重视的是物的使用价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经过资本主义工业的洗礼，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大提高，这不仅极大的丰富了物品的种类和数量，而且它通过构建新的市场、通过广告以及其他媒介宣传来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同时以勤俭节约的传统观念开始衰落，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极大的带动了各种奢侈品的消费，从而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消费社会开始形成。这一时期人们重视交换价值，重视的是炫耀性消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个性化和理性选择成为消费者的主题，消费者不再争先恐后的进行炫耀性消费，而是更多的选择可以表现自己个性、体现自己的身份象征的消费品，以符号化和表象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正在形成。

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对消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福特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其低下，这个时候的消费还停留在观念的阶段，没有大规模的发展成一种文化理念。而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得消费这种观念很快的发展成一种引起全社会注意的文化。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是“消费社会”产生的重要的因素。福特主义倡导的这种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使工人的生产劳动和家庭生活完全割裂开来,工人的生活必须依赖于商品。而后福特主义所采用“灵活积累”的新控制模式加快了生产和消费的节奏,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生产者主体在向消费者主体转移,经济的中心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消费也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消费社会”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代名词。对“消费社会”的分析和反思,成为当代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研究的重心。

消费文化进入西方社会学讨论的主题，应是肇始于马克斯·韦伯和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诞生的原动力的一场论争。他们二者在关于谁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的问题上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质，尤其是天职观念、命定说、禁欲主义、忏悔期限论等内容，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是新教伦理也是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教禁欲主义本来就存在着某种明确的合理特质；而在新教伦理中，

禁欲主义更是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合理行为方式。通过相得益彰、互相促动的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把消费的行为与谋利行为结合起来，促进财富的增长，完成上天交付的世俗使命。这大概是韦伯思想的基本内容。所以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教禁欲主义”。然而，面对同样的问题，桑巴特却是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桑巴特看来，对于奢侈品的消费才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原动力。正式由于对奢侈品的消费才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需求量上看，正是由于奢侈品或奢侈性的享受在社会中获得了普遍性，才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面对同一个问题，他们二人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是因为二者关注的因素不同。韦伯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性因素，而桑巴特注重的则是其中的经济性因素。从以后的消费文化的发展来看，我们不难知道在这种争论中还是韦伯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因此新教的这种节俭的伦理观念一直束缚着消费文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这种禁欲主义推动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对绅士和贵族而言，仍然保持着以快乐为取向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工业的动力。工业之后，消费文化的发展才得以普及。

工业尤其是第二次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奢侈品得到了大众的关注。工业后生产力变得极度发达，生产不但已经能够很大的满足人们对于基本生活用品的需要，而且有了很大的剩余，这就促使一部分中产阶层开始迷恋于所谓的奢侈消费。这种对奢侈的消费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尤其是随着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出现，消费文化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的发展。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是“消费社会”产生的重要的因素。福特主义倡导的这种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使工人的生产劳动和家庭生活完全割裂开来,工人的生活必须依赖于商品。而后福特主义所采用“灵活积累”的新控制模式加快了生产和消费的节奏,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生产者主体在向消费者主体转移,经济的中心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消费也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消费社会”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代名词。对“消费社会”的分析和反思,成为当代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研究的重心。以让·鲍德里亚为首的一部分社会学家开始积极的关注消费文化的发展并作出了很深刻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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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麦克卢汉一样，鲍德里亚在学术界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与其生活环境有很密切的关系。其生活的三次决裂（与家族传统，大学和政治领域）使其养成了思考和创造的能力，这使得其学术思想一直游离于正规的学术之外，不为主流学者所承认。更让人惊奇的是鲍德里亚不像一般的学者那样终其一生研究一个问题并且基本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也是一致的，鲍德里亚前期和后期的思想出现了断裂。在前期，鲍德里亚对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思想进行了批判，但是在后期他基本上放弃了这种批判的锋芒，而是加入了这个消费世界给我们带来的狂欢。

本文主要是研究鲍德里亚早期关于消费社会的思想。鲍德里亚是第一个将消费问题作为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加以研究，并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学者。鲍德里亚在他前期的三部著作《物的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在此过程中,他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产生怀疑,将符号学与政治经济学评判结合在一起,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深入研究。

纵观鲍德里亚前期关于消费社会思想的研究，以1976年为界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鲍德里亚主要论述了他与马克思的不同，扬弃了马克思的观点，重点阐述了他所谓的象征性社会的理论；在后一个阶段，鲍德里亚主要是考察了大众传播媒介与消费社会的关系，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推动了消费社会的诞生，从而提出“仿真”的概念。

1.第一阶段：象征性交换论（符号论）

鲍德里亚的思想是从批判马克思主义开始的。与马克思不同，鲍德里亚不是从生产方式，而是从交换方式入手来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并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象征性交换理论。鲍德里亚并不像马克思那样试图去寻找一条适合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他更注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性，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是连续的，而鲍德里亚的理论是断裂的。其不同的原因在于对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不同看法，在马克思看来，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社会经济运行模式都是统一的，都属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的具体体现；而鲍德里亚则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将这一特定运行模式普遍化的过程中，脱离了辩证法不断超越自身批判的精神。要超于马克思就必须超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要超越这一批判的基石——经济性交换理论。iii

鲍德里亚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交换方式——经济性交换和象征性交换。经济性交换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启蒙运动中，原本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了。鲍德里亚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导致了二者之间成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而推动这种关系发展的是劳动本身。劳动又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增加，进而成为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在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眼里，社会财富的增加之所以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是因为这是一个稀缺性的社会，这种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财富的要求都能够得到满足，这就决定了人与人的财富交换必须进行再分配，即价值交换，鲍德里亚称之为经济性交换。他认为经典政治经济学把这一仅仅存在于特定时代中的特殊规律普遍化了，实际上，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这样，鲍德里亚就打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于稀缺性”社会的前提假设。

鲍德里亚把象征性交换看做是交换行为的理性模式。他认为象征性交换的内在逻辑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象征性。对此，他将象征性交换与价值体系分割出来：

SCE / uv = Sr / Sd / SbE 经济交换 使用价值 能指 所指 象征性交换 中间的那个斜线的左边为经济领域的研究对象，包括一系列的经济规律。而线的右边就是象征性交换。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其区别是：象征性交换是由交换本身所决定的，而经济性交换是由外在的物及其经济规律所决定的。鲍德里亚认为象征性交换有以下几个特征：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给予与接受，具有一种交互性，是一种循环，这种循环中蕴含了强制性；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反积累的经济运行模式，它的交换不是为了产出利润，而是为了“剩余”的消费，因此，它拒绝精确的、可贵的、可计算的价值。而仅仅具有一种无法说清楚的模棱两可性，

正是在这种所谓的象征性交换理论的基础上，鲍德里亚系统的提出了他的符号消费的思想。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真正肇始于《物体系》一书。《物体系》提出的基本主张就是物品向符号的转化从而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该书分为四个部分：A.功能性系统或客观论述；B非功能性系统或主观论述；C后设和功能性失调体系、新奇的小发明和机器人；D物品及消费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从该书的结构看，前三个部分都是围绕着物的“功能性”体系而展开，最后一个部分涉及到了物品和消费体系。在《物体系》的前言中，鲍德里亚阐述了他的目的，“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一言道尽，物的体系的描述，一定要伴随着体系实践的意识形态批评。” 《物体系》其目的是为了从物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引导出物向符号的转变。

在《物体系》这本著作中，鲍德里亚改变了自己以往的态度，开始从新马克思的角度，吸收了弗洛伊德主义和索绪尔主义的理论，以此来研究消费社会。鲍德里亚从日常生活中的物出发考察消费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他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作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和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消费社会”这一全新的境况进行了考察和批判。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物与传统意义上的物已大不相同。在过去，物对于人来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物品”，人们使用它们是因为它们本身有很大的使用价值；而现在的物则成为“符号”，人们不再注重其使用价值，而是更加的注重“物”的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也就是说，“物”本身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社会的“物”的概念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不再实用，在消费社会中，“物”的使用价值已经完全让位于符号价值。换言之，传统社会的物是具体而实用的，消费社会的物则形成一个象征性体系物，形成了一个个的象征体系，在此情况下，“物”逐渐由使用价值向代表着象征意义的这些符号价值开始转变。在《物体系》中，鲍德里亚通过对元件/摆设，气氛/座位两大轴线进行的分析，为我们呈现了最具符号学的分析。

从鲍德里亚对物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物体的实用功能已经让位于符号功能。鲍德里亚对“消费”活动的基本看法，与过去那种“生产主动、消费被动”的认识不同，他所谓的“消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与生产活动相对的对于产品的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能动的关系结构”。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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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总之，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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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系统的提出“消费社会”的概念是从《消费社会》一书里。在这本书

里，鲍德里亚探讨了物品作为符号是如何被消费，以及这种对符号的消费就是消费社会的特点，是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鲍德里亚从“物的形式礼拜仪式”、“消费理论”、“大众传媒、性与休闲”三个方面，揭示了消费之神话的产生原因与过程，分析了消费社会的深层结构。鲍德里亚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特别关注商品的符号性质，从符号的层面揭示资本主义平等的神话破灭。而鲍德里亚宣称：人类已进入消费社会，即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物的消费时代，生产的主人公已让位于消费的主人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发生了第三次工业，人类已进入物的极大繁荣丰富的社会。基于消费社会的特殊性，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鲜明而清晰地剖析消费社会中人社会生产、人与物质消费、人与大众传媒、人与精神存在的关系。强调将消费主义会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比较，看到工业资本主义比消费主义少一些诱惑欺骗性，而费社会却承诺其无法给与的普遍的“幸福”和通过消费达到的“自由”，从而使“幸福由”本身被消费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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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认为物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是消费对象，符号消费成为消费社会中区分逻辑，符号成为人们消费物品时的一种区分象征。但为什么符号具备这种区分逻辑能力呢，这成了鲍德里亚的理论难题。鲍德里亚在《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了“符号价值”这一概念，以此来区别于经典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他希望利用“符号价值”为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支撑点。在他看来，商品不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使用价值代表了商品的效用，交换价值代表了商品之间的等价关系，符号价值则是代表了商品之间的差异，这种符号上的差异构成某种商品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符号，使得同类商品之间相互得以区分开来。

鲍德里亚认为自己的象征性交换理论是对马克思的补充。在他看来，马克思所谓的交换都有着特定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些功能性的目的，忽略了人本身的自我价值，也压抑了作为非理性的人的存在的丰富性。而实际

上马克思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他也一直强调人的对象性，强调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社会存在。因此，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是一种误读，这使得他的理论更加的片面。换句话说，正是他再次从片面的、抽象的视域中界定了人的存在，他将生产与生活对立起来，将前者是为是维持后者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将人的生活，人对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视为了人的真正生存状态。因此，象征性交换才是人更为本真的交换模式。鲍德里亚不甘于仅仅将象征性交换视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他试图在现实社会中寻找通向经济性交换的道路，但是并没有成功，象征性交换仅仅成为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vii

2.第二阶段：真实——仿真——诱惑

在这一阶段，鲍德里亚将媒介视为了研究重点，认为媒介所特有的生产方式——符号的繁殖——在相当程度上使当代社会成为了一个由符号与符码统治的社会。在以媒介为载体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媒介所充当的不仅仅是一个传递信息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信息进行再生产再加工。这一再生产，再加工的机制就是仿真。

仿真是消费社会的生产机制。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将一切再生产都统一到生产之中，所以一切都是生产性的，不存在任何对生产的复制。但是，在生产对象由马克思的“物”变为“符号”时，对生产的复制意义上的再生产机制将发挥主导作用，并由此导致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机制。因此，在消费社会中，当工业技术的发展将再生产变成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后，生产与再生产最终统一到了再生产之中，而统一的结果就是原作的消失。

仿真的概念由此而来。所谓仿真就是对事物的再生产，也就是复制。它是符号统治的消费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生产机制。由此导致了一种二元对立：真实与仿真。复制品与原作也就是仿象与真实之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仿象是某种基本现实的反映；掩饰和歪曲了这个基本事实；它对基本现实的缺席进行了掩饰；它不再与现实发生关联：它是纯粹的模拟物本身。

鲍德里亚还论述了仿真发展的三个阶段viii：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仿真品的时代，大约从文艺复兴到工业这一时期。这一阶段，物与对象

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存在，仿真品试图社会等级关系，因此仿真品是符号的途径，是打破既存制度的方式，但这种仿真还不是更为高级的“神似”，仅仅停留在对原作的模仿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工业化时代，这是以生产为主导的生产时代。仿真由对物的外观，形态的模仿转变为对物的功能的模仿。这一方面使对物的模仿达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另一方面也弱化了物的形态，仿真通过工业化的发展逐渐开始与真实相脱离。最后一个阶段是以仿真为主导的符码垄断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媒介的普遍化导致了符码的垄断。在以媒介传递信息为主导的社会中，生产进一步脱离了对物的功能性复制，而最终转向了对物的符码的繁殖。

仿真时代是异化下对社会的一种新的描述，他是从生产机制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异化的。而这种异化的回归或者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即诱惑。

鲍德里亚称诱惑是一种游戏性的宿命策略。诱惑是象征性交换的一种替代。诱惑的产生与仿真社会的存在状态有必然的联系。仿真是对某种模式的模仿。模式与仿真品之间存在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但由于没有了原作，这种二元对立也就成为了人为的，从而也就是虚假的。诱惑的概念正是针对这种二元对立结构提出来的。

在鲍德里亚看来，诱惑其实是一种符号的游戏，这种游戏是互动的。诱惑者与被诱惑者的角色关系在不断变化发展，只有诱惑本身是命中注定的。他将这一诱惑理论扩张为仿真世界中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并在这一扩张中将诱惑变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克服异化的道路。

为了研究大众与媒介幻象制造者之间的关系，鲍德里亚提出了“冷诱惑”的概念，认为它将人融解到了媒介仿真幻象中去了。大众成为了媒介仿真诱惑的对象，被整合到一个结构性的游戏中去了。大众在媒介的诱惑中并不排斥它，而是欣然接受他所提出的一切，并沉浸其中，以他们愉快的介入游戏对象的方式来诱惑本身。

鲍德里亚在其早期理论中始终围绕“消费社会”这一唯一主题，对这一主题的阐释始终都是在批判理论的思维框架下进行的。由此形成的消费社会理论究其实质而言，仍是批判理论的当代形态。由于他在第二阶段理论中才有了大量后现代的话语来进行批判，从而使其倡导的消费社会理论

在某些表达方式上带有浓重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表面看来，后现代的模糊性、非确定性等特性掩盖了鲍德里亚的批判性，使其成为了后现代语境下的消费社会理论。但从根本上来看，批判理论仍然是消费社会理论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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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社会阶级这一方面提出了理解消费文化的另一种途径。在《区隔》一书中，他重点揭示了文化、社会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从社会阶级和品味的角度阐释了他对消费文化的理解。《区隔》一书是他研究了60年代晚期法国社会的社会品味而写成的。在他看来，品味一般被认为是难以确定的、流动的和主观的，从而是不可分析的东西。品味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是个人选择的的结果，社会方式决定着个人的品味的选择。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勾勒出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品味选择，他写道：那些具有高额经济资本的人，以商务宴请、外国汽车、拍卖会、高级别墅、网球、滑水、巴黎右岸的商业走廊为自己的特殊品味；那些拥有很多文化资本的人却以左岸的艺术走廊、前卫派的节目、现代节奏、外语、国际象棋跳蚤市场、巴黎、群山秀峰为自己的品味；那些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很少的人则以足球、普通红酒、观看体育比赛、公

x共舞会等为自己的品味。其实这三个例子也就是布尔迪厄对品味做的一个

区分，即：统治阶级的品味、中产阶级的品味和工人阶级的品味。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是类似于宫廷贵族的生活方式：礼节上的知识本

生就是不证自明的，统治阶级成员在掌握高雅行为方面也是权威性的，所有感官和肉体上的意义被严格的规范、准则所掩盖。愉悦是预期的、受节制的，而不是因为满足而来的。统治阶级的品味是社会认定的唯一的“合法”的品味，是社会成员追求、模仿，却永远与之相区隔的品味。xi。中产阶级的品味是布尔迪厄研究的重点。这种对新兴中产阶级的研究是布尔迪厄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新型中产阶级的核心主要是由各类文化中间人和新的手艺人构成的。新的中产阶级的核心主要是由各类文化中间人和新的手艺人构成的。在布尔迪厄看来，新生的中产阶级起的作用是“作为一个传送带，把自己有意与之区别的那些阶层拖入消费和竞争之中。”这样做的话，它就使得自己变得合法化，同样也使得道德前卫派的品味和生活方

式合法化。这种由资产阶级前卫派提出作为模范的道德准绳，本质上就是享乐主义的准则。这种新的享乐主义伦理对经济也有作用，它根据人们的生产能力，也同样根据人们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对人们进行判断。在《区隔》一书中，布尔迪厄分析了提供符号产品与服务的新型小资产者：文化媒介人。这种新型的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在急剧的增加，所以他们对世界也抱着积极的态度。他们是文化与教育资本方面的投资者。他们在追求富于表意性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时，流露出对最为淳朴的贵族式的品质的神往，这使得他们与旧的小资产阶级、劳工阶级划清了界限。xii布尔迪厄认为工人阶级的品味是一种符合基本需求的品味。符合基本需求的品味的明确作用，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从来没有停止作用过的。因为这种作用的发生是与必需品结合在一起的。举个例子来说，在一些小手工业者或商人的惯习中，当他们自己说:“不知道如何消费他们己经挣到的钱”时;或年轻的员，仍然附属于他们的农民或工人阶层的背景时，他们从计算他们已经由于没有买日用品和享受服务中‘节省’了多少钱而得到的满足，与他们将己经从事情本身得到的满足是相同的。但是，他们没有购买，从而没有浪费钱的痛苦感受。拥有一百万的人并不会自己就使自己能像一个百万富翁一样生活;暴发户常常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上层阶级的“基本必需品”，从而形成新的地位和身份，而这些消费在他们看来是有罪的浪费。xiii

“习性”（habitus）、“资本”（capital）、“场”（field）这三个概念一直就是布尔迪厄理论研究的核心要素。习性这个概念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所谓习性就是一个人关于以往知识经验的总和，是一个令个体发挥作用的性情系统。习性主要是形成于儿童期，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教育与它的形成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生活应被看作是结构、性情（disposition）和行为共同构成的交互作用，通过这一交互作用，社会结构和这些结构的具体化的（因而也是处于某种境遇之中的）知识，生产出了对行为具有持久影响的定向性，这些定向性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结构。因此，这些定向性同时既是“构造性结构”，又是“被构造的结构”；它们形成了社会实

践，也被社会实践所形成。然而，实践并不是以态度研究的方式，直接从那些定向性中得到的，而是来自于即兴创作的过程，这一即兴创作过程反过来也是由文化上的定向性、个人轨迹和玩社会交互作用游戏能力所构成的。这种被构成的、即兴创作的能力，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习性”。布尔迪厄把习性描绘成一个普遍的生成组合体系，这些生成组合既有持久性（被铭写在社会的自我建构中），又可以互换位置，从一个场转换到另一个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起作用，在一个被构成的可能

性的空间中发生，而这些可能性是由物质条件和运作中的场的交叉部分来界定的。习性既是主体间性的，又是行动中的个人的构成性的场所；习性是一个性情的体系，这一体系既客观，又主观。这样，被构成的习性就是结构与行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动力学的交叉点。运用这样一个习性的概念使得布尔迪厄能够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行动者的行为：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是客观上同等的、有规律的东西，然而它却又不是规则的产物；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又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理性来分析。

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涉及的是有关知识的基本资源，这是人们作为生活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群的一员而获取的。因而，习性是一种认识性的和激发性的机制，它使个人的社会语境的影响得以具体化；它提供了一种渠道或媒质，正是通过这一渠道或媒质，信息和资源才被传导到它们所告知的行动中。因而，客观语境的交互作用和活动的即时性境遇都是通过习性的媒质才得以传递的。当习性设定一个个体的活动的较宽的参数时，人才能被理解为创造性的生物。在特定的境遇中，人不得不在习性的背景资源中进行“即兴创作”，才能处理某些未曾预见的境遇，而这恰恰是日常生活不变的特征。xiv 布尔迪厄关于资本的论述也为我们研究消费文化提供了很重要的意义，他把资本分为三种:(1)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2)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它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3)社会资本,它是

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显然,布尔迪厄的“资本”是一个广义的资本概念。xv

文化资本对布尔迪厄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是沉淀的知识和甄别、评价、判断所要求的能力。他认为，不同的社会等级以及同意社会等级内不同的阶层都卷入了彼此间为巩固并增加已有的文化资本的特殊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布尔迪厄认为场有许多种概念,如文学场、科学场、宗教场、经济场、学术场、权力场,等等。布尔迪厄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它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分类标准。例如在学校这一场域内，文化修养、知识水准以及高度专业化的语言表达能力便是一种正统文化、一种分类标准。也就是说，尽管行动者在特定场域内所处的位置——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取决于他本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高低，以及这些知识和素养和正统文化的吻合程度。但是，这些知识与修养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文化，即是否属于正统文化却不是行动者所能决定的。通常情况下，它必然要受到所属阶级、阶层以及家庭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制约。布尔迪厄认为行动者所处的有利或不利地位除了与经济因素有关之外，还与文化等其他因素有着密切关系。他用“文化资本”来表现这种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的文化上的有利与不利因素。“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尽管我们无法像对待经济资本那样对其实行定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却发挥着和金钱与物质财富等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不过，“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它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也就是说，虽然文化资本具有和经济资本基本相同的功能，但它却无法直接换算成具体的货币价值。

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从消费文化入手，论述了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消费文化对后现代的影响，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人物。他将消费文化置于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提出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动力的观点，以符号与影响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消费，引起了艺

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间区别的消解，也产生了符号生产者、文化媒介人与文化资本家。消费所形成的消解，既使后现代社会形成一个同质性、齐一性的整体，又使追求生活方式的奇异性，甚至反叛、合法化。他的这种后现代研究的方法对于研究消费文化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费瑟斯通首先区分了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视角xvi：第一种视角是消费生产论。消费文化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为前提假设。这种扩张引起了消费商品、为购买及消费而设立的场所等物质文化的大量积累。其结果便是当代西方社会中闲暇及消费活动的显著增长。在他看来，这一视角认为消费文化是物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只有物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人民的生物需要得到很大的满足后，消费才会变成一种闲暇的文化活动。古典经济学认为从满足个人需求这方面看，消费是所有产品生产的目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恰好表明人们控制和操纵消费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使建构新的市场、通过广告及其他媒介宣传来把“大众”培养成消费者，成为极为必要的事情了。

第二种视角是一种更为严格的社会学视角。消费文化中人们对商品满足的程度，取决于他们获取商品的社会性结构途径。其中的核心便是，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和社会区别，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消费商品。这一视角认为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社会关系也就显露出来，不同阶层的人使用不同的消费品更能彰显其社会身份和地位。有时为了强调生活方式对社会地位差异的区分，商品的象征属性也会被人们利用和重视。在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不断变化的商品供应，它给人一种完全商品交换和任何人都可能得到某种商品的假象，然而，也就是在这种社会中，有关合法品味、分类原则、等级制度与行为得体等方面的知识，却得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品味、独特敏锐的判断力、知识或者文化资本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有了他们，才会使特殊的群体或者不同类别的人群，恰当的理解和分类新商品，并懂得如何去运用他们，以彰显其社会身份和地位。

第三种视角关心的是消费时的情感快乐及梦想与欲望等问题。在消费文化影像中，以及在独特的、直接生产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

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都是大受欢迎的。新兴的中产阶级有能力对普遍的消费观念予以推广和质疑，能使快感与欲望，与纵欲、浪费、失序等多种消费影像连通起来。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中：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生产也得到了急速更长。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以及商品的积累生产出了各种消费的影像，不断的刺激人们的消费梦想，以诱使人们加入消费大军的行列。人们去购买商品，人们去消费不是为了功能性的目的，而是人们能够体会到消费给我们带来的快感。“百货商场、商业广场、有轨电车、火车„„等都唤起了人们如今半数已经被遗忘的梦想”xvii。在其中，世界被颠倒了，禁忌和幻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不可能的梦想也可以得到表达。

在此情况下，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也坍塌了。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艺术已经转移到工业设计、广告和相关的符号与影像的生产工业中；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使得人们向传统的艺术品提出了挑战，任何日常用品都可以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

但是，尽管他们突出的强调了超负荷感、审美投入、消解主体中心的梦幻知觉；尽管在这里，人们总是热情投身于一些列泛化的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这样的体验或者感知需要行为的约束与管控。

除此之外，迈克·费瑟斯通还研究了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的关系。 后现代社会，在信息的极大丰富与形象的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费瑟斯通指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群体地位未能固定的社会，特殊群体的稳定的生活方式被超越了。在这种社会中“没有风格，只有时尚”、“没有规则，只能选择”、“个人有着很强的性”xviii。费瑟斯通试图提出一种理论，以超越关于生活方式与消费的两种相反的观点：生活方式和消费是完全被从众了的大众社会的产物；或者相反，生活方式与消费的场域是一种超越决定论的自主嬉戏空间。在此，他发展了布尔迪厄的观点。

费瑟斯通指出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他例举了鲍德里亚的观点，认为商品的原始价值在消费社会中已经

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它们的符号意义。这些符号意义可以任意的由它在能指的自我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在这些商品的符号领域中，文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有很关键的作用。平凡与日常的消费品如果与奢侈、奇异、美、浪漫日益联系在一起，它们原来的用途或者功能就会越来越难以解码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价值都被重新评估，艺术已经赢得了超越现实的胜利。

费瑟斯通认为消费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差异作用的倾向，这是因为消费社会允许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去解读符号化了的商品。不同阶级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品味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这就有必要对生活方式与消费品中那些独特品味的生产进行研究。他发展了布尔迪厄的观点，考察了文化商品经济与生活方式的关系。

在此研究中，费瑟斯通主要考察了新兴中小阶级作为消费者的积极作用，从品味操纵的角度研究了消费者的特殊生活方式的表达方面。他指出新兴中产阶级在促使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追求注重情感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他们是新的消费文化的主角，“在他们设计好并汇合到一起构成生活方式的商品、服装、体验、表情以及身体姿态的独特聚合体中，把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生活谋划，变成了对自己个性的展示及对生活样式的感知”。xix

同旧资产阶级相比，新兴小中资产阶级的人数在急剧增加，他们正在积极的形成为自我改善和自我表达而奋斗的一种生活方式。费瑟斯通举了一个例子：身体是一个人阶级品味的物化特征，新兴中小资产阶级对自己的身体总是感到拘束不安，总有意识的反复检点自己，观察与检证自己。费瑟斯通认为他们这种焦虑与新兴中小资产阶级相对不安全的社会地位有关。“新兴中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伪装者，渴望自己比本来状况更要好，因而一味的对生活投资。他们拥有很少的经济或文化资本，所以需要得到它们。因此，新兴中小资产阶级采取向生活学习的策略，他们有意识的在品味、风格、生活方式等场域中教育自己”。xx

但是费瑟斯通的研究是纯理性的，而且他的观点是在布尔迪厄的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布尔迪厄研究的是法国的阶级结构，费瑟斯通把法国

和英国的阶级结构等同化了。很显然，这是不妥的。另外，他的研究更多的趋向于思辨，他所谓的“生活方式在促使福特时代向后福特时代经济转变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缺少经验型的材料的支持。xxi

作为英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西莉亚·卢瑞在其著作《消费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他看来，消费文化是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借用了“艺术——文化体系”这个词语来阐述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并重点强调了美学知识在消费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性。卢瑞继而论述了作为物质文化特殊形式的消费文化的特点：他认为消费文化的形成也就是消费品的不断风格化的过程。他还例举了有关风格化形成和消费文化关系的三种不同的理论。之后，卢瑞从阶级、性别、年龄以及种族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要群体和消费文化的形成的关系，每一例证都突出了艺术——文化体系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的重要意义。不难看出，卢瑞的研究对我我们更加系统的研究西方消费文化理论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在卢瑞看来，“物质文化”一词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暗示了物质与文化总是结合成可供人们研究的特定的关系”xxii，由此他提出：消费文化是20世纪后半页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xxiii这个含义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首先，卢瑞认为消费文化主要是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这也就是说卢瑞的研究焦点在于这一时期的消费文化，在此之前的消费文化卢瑞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第三次科技极大的推动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也是伴随着福特主义经济向后福特主义经济的转变的。其实，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卢瑞关注的消费文化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的物质文化的特殊形式；其次，消费文化首先出现在欧美社会。因为欧美是世界的核心地带，他们掌握着世界上的大量的物质财富，其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物品也十分丰富，由此产生消费文化是必然的。从这一点来看，消费文化就是物发展到一点阶段的产物，所以卢瑞才说消费文化和物质文化有很大的联系；再次，消费文化是物质文化的特殊形式。在卢瑞看来消费文化首先是物质文化，因为消费文化的发展实在物品极度丰富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在这过程中物本身也充当了消费文化的发展

媒介。那么，为什么又说消费文化是物质文化的特殊形式呢？卢瑞给我了我们很好的解释：在当代欧美社会，客观物体的象征意义或文化方面已经逐渐具有重要的特殊性并。文化区别开来，成为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

xxiv

那么，作为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消费文化有什么特点呢？卢瑞

指出：风格化过程是消费文化最恰当的解释。所谓风格化也就是美学化的过程，它指的是生产、设计制作和使用商品，也就是说，商品就像艺术品，意念或符号一样被设计、制作和使用，它们是“自我意识创造生活的一部分”。xxv由此不难看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其变为艺术品后所具有的特定的文化意义所决定的，商品已经开始不断的变为生活中的艺术品，在这种过程中，美学价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发达社会，人们对保证基本生活的物的需求已经减少，从而转向了对物品的审美的强烈需要，而这种商品的美化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要，所以它们能被消费者所青睐。在此情况下，人们购买这种“美化的商品”不是为了占有其使用价值，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包含着审美价值，而这种对审美的鉴赏往往又能够表征着消费者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卢瑞认为在风格化形成的过程中，“艺术-文化体系”在调整个体社会地位和消费活动之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体系的概念来自于詹姆斯·克利福德，它表示“具有美学价值的物体在该系统被讴歌流通并具有意义”。xxvi凭借这一体系，人们创造了一个美学价值世界，并保持了人工制品在使用和流通中的特定含义。该体系的特点是“文化”与“艺术”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使得人们在“物品”、“文化”与“艺术”的区分上变得更加的模糊。这也进一步致使人们对物品的真实性提出挑战。因为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商品的美学价值。这样就必然会对真实性标准提出挑战，使得很难分清什么是“真实”，由此该体系被称为“制造真实性的机器”。

可见，卢瑞的研究为我们从新的角度审视消费文化的含义及特点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卢瑞还研究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和主要社会群体之间

的关系——即从阶级、性别、种族和年龄等具有鲜明等级结构的社会群体出发考察了它们与消费文化发展的双向的互动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群体会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文化中介的角色。它们在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美学价值再消费品风格化形成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卢瑞也曾指出美学知识价值具有分布不平衡的特点。这种不平衡使得人们试图研究在意义的争斗过程中生产、符号意义和消费者活动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和美学知识的分布之间的关系。卢瑞认为相对于其使用工具或功能性而言，商品的表达功能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消费文化商品更多的是因为它们的使用方式代表了自身的品味和风格。在这里，卢瑞考察了布尔迪厄和费瑟斯通的研究。他们认为品味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不同的社会阶层相互较量的结果。他们指出，新兴中产阶级作为参与这种斗争的一分子，由于福特主义经济向后福特主义经济的转变，其规模已经扩大了，其社会地位也提高了。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符合他们本阶级利益的生活方式，反之，此种生活方式所包括的使用新的知识和独特的消费品，由于作为文化媒介的中产阶级认为专业化和日益风格化的消费形式越来越重要，这已经加速了福特经济向后福特主义经济的转变。卢瑞认为他们的种种解释过于突出了中产阶级的作用，没有重视其他社会群体的作用，而且忽略了由媒体、流行文化和市场做中介的交流过程。xxvii

性别因素在消费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卢瑞着重探讨了性别关系的变化与消费文化的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一方面，他指出了消费文化改变男女关系的多种途径，尤其是通过在家务劳动中使用商品。卢瑞指出家庭成员之间在消费的质与量方面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在男女之间显得尤为突出。“男人和女人相互分离的地位突出表现在知识看起来相同的消费空间内的不同地位。他在看电视时，她却在准备晚餐„„人们要求她促成他的消费，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尽管女人一般都被认为是主要的消费者，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许多的消费商品在最终被消费前都是进一步劳动的对象，即妇女常常提供产品和服务，而丈夫则是这些商品的消费者或最终使用者；另一方面，卢瑞指出了男女关系对消费文化的影

响，尤其突出了关于女性的研究。应该把女性看成是消费文化的主体和客体？媒介还是工具？对此，卢瑞考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女性是消费文化的客体。她们是消费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中介工具，此观点认为尽管妇女普遍的承担了家庭经济的重任，但这并不能说明她们已经成为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因为她们通常不处于统治地位，女性的这种弱势地位使得她们称为对男人消费的对象，而不能成为消费文化历史发展的代言人。相反的观点认为女性是消费文化的主体，是消费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媒介。女性不仅在消费文化的风格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一定可以从中获利，因而她们被认为是重要的文化媒介。卢瑞指出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只有认为女性同时担当了消费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角色，我们才能最恰当的认识女性在消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卢瑞继而考察了种族与消费文化发展的双向关系。他认为消费文化的发展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过程以及种族的等级分类密切相关”。xxviii当代消费文化的消费风格化极大的改变了人们对种族的认识，从把它看成是生物的或者自然的类别到把它看作文化的或者美学的类别。卢瑞重点研究了黑人文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虽然黑人的形象在帝国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历来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些形象并没有真实地反映黑人的状况。相反，他们是为了方便白人之间的商业交往而挑挑选出来的人物形象。不过，卢瑞认为尽管黑人不是主动融入消费文化中，但是黑人在消费文化的发展中却一直具有积极的作用。卢瑞以流行音乐的发展为例，说明了流行音乐的发展是相互交换借来物的复杂过程以及黑人与白人文化之间的相互模仿。从这个意义上说，黑人可以被看做消费文化发展的重要文化中介（184）。xxix

研究年龄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双向关系也是卢瑞的研究重点。在这个问题上，他主要探讨了青年文化和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年轻人的活动不仅对了解消费文化而且对从比较深层次上理解当代的文化变革是至关重要的（186）。xxx卢瑞认为青年文化已经破坏了其生物属性的而成为了一种社会身份、社会结构。“年轻人之所以称为青年，部分是因为他们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消费市场”（1）xxxi也就是说“青年”一词不再与年

龄有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使用消费品获得青春风采。卢瑞认为“年轻人”之所以受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潜在的创造力，而消费的风格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人实践其丰富的创造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人才能被看作消费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文化中介。

卢瑞对于消费文化的分析相当的透彻，在他那里我们知道了消费文化的确切含义以及特殊社会群体——阶级、性别、种族和年龄——与消费文化发展之间的双向的互动关系。总结卢瑞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他十分注重美学价值在消费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艺术——文化体系”成为其消费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该体系已经促成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而消费文化也已经引起了该体系的变化。所有的研究最终都指向了一点：消费文化提供的环境对发展个人自我构成和群体成员身份之间的新兴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以上就是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梳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家对于消费文化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消费社会也已经在逐渐的形成。从微观的角度说，中国的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正在日益发生变化，以前节俭和禁欲式的生活习惯正在被逐渐抛弃，炫耀式消费和享乐型消费正在流行。以前商品消费中强调实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则日益重视其审美作用和符号标识作用，日益重视品牌化。这种新型的文化必将会对中国的整个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通过挖掘、梳理、归纳、整理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我们可以对这一理论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可以更加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和学术传统，从而为国内消费文化的纵深发展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路数和方意义上的借鉴。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很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西方消费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近年来，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也在不断的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消费文化成为主流意识的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遭受到这种新型的消费文化的强烈的冲击。人人都知道在运动时期的一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提出一个口号，那就是打到孔家店，引进国外文化，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国外

的一切都是好的。这种极端的方式最后导致了这次运动的失败。可见，放弃了传统文化在中国是不可能的。而如今，中国正在面临着这种传统文化被遗弃的危险。现在的大部分的人都沉浸在消费文化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中，他们崇尚拜金主义，他们追求个性化，追求种种昂贵的物品给他们带来的符号价值。而我们的媒体为了适应受众的需要于是大量的刊登所谓的民生新闻、娱乐新闻等一些猎奇性刺激性强的内容，以吸引受众的眼球。传统的媒体都不再严肃，而是沦为消费文化的传播工具。我曾经看到一个关于西装的广告，画面是孔子穿着西装打着红色的领带，这种近乎于恶搞的广告无疑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侮辱。因此。在这种人人都在提倡消费主义的社会里，媒介不应当深陷其中，而是在这种消费主义的洪流中独善其身，作为受众的一则清醒剂，不断的提醒受众，我们的社会除了消费还有传统。毕竟我们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还是有着消费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的。受众也应该增强自身的文化素养，在追求个性化追求消费文化的同时不要忽略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兰州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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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等译，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蒋建国 《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研究的发展、演变与反思》，《消费经济 》， 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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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6-01

罗钢 《消费文化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 夏莹 《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导论》，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版

注释：

i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师大出版社2002版，

174页

ii

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导论》，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版，107

页

iii

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导论》，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版，59页

因此是真正属于“人”的。

iv

出自鲍德里亚《物体系》，转引自桂昕翔硕士论文《鲍德里亚消费符号思想研究》

v

同上

vi

桂昕翔，硕士论文《鲍德里亚消费符号思想研究》

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导论》，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版，67

vii

页

viii

同上，第76页

ix

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导论》，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版，88

页

x

尔迪厄《区隔》，转引自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2000版，128页

xi

刘潇，硕士毕业论文《试论布尔迪厄的品味社会学思想》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

xii

版，97页

xiii

同①

包亚明，《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初探》

xiv

xv

裴仁伟，《走近“习性”、“资本”和“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1期

xvi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

版，18页

xvii

同上，第34页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

xviii

版，121页

xix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

版，125页

xx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

版，132页

xxi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94

页

xxii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 1

页

xxiii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 1

页

xxiv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227

页

xxv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74

页

xxvi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47

页

xxvii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111

页

xxviii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148页

xxix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184页

xxx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186

页

xxxi

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