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Ｖ．２００９ 第３７卷∞ 、‘ ’ 第６期 ： 羞 Ｖｏ１．３７ Ｎｏ．６ 中凰古代史鉴蔓 麓， 搿， …… × 唐宋之际士阶层对专制政治的疏离与背叛 ——以科举制度的局限性为考察线索 陈秀宏 （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６） 摘要：唐宋之际，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各种局限。这些局限的存在影响了士阶层与专制政治的合流趋势，使 一部分士人对专制政治产生疏离与背叛。虽然统治者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专制政治 关键词：唐宋之际；科举制度；士阶层；专制政治；矛盾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２／Ｋ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９１（２００９）０６—００４３—０５ 与士阶层之间的内在矛盾。 一、科举制度的诸种局限 反差，这种反差对士人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一方 科举制度的推行，加速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 由中央集权向君主集权的演进进程。士阶层在科 举人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诱惑下，１３益向专制 面，中第士人无限得意，“昔１３龌龊不堪嗟，今朝放 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１３看尽长安花。”（孟 郊《登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刚听到中第的消息还怀 疑是在做梦，“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姚合） 竞狂喜到连儒生的斯文也顾不上了。南唐“开宝 初，举子齐愈及第，缀行至白门，忽于马上大笑不 已，遂坠，驭者抉策，良久乃苏，盖其喜成名如此。” （宋郑文宝《江南余载》卷上，知不足斋丛书本）太长的期盼， 政治靠拢，从而出现二者逐渐合流的趋势。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这种靠拢还是合流都不彻 底。因为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就像一面巨 大的筛子，在“择优”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汰 劣”。在这种“优胜劣汰”的筛选中，由于科举录取 名额的限制，以及应举者队伍的庞大，必然造成少 数人得意、多数人失意的结果。如唐代明经科约十 人取一，进士科则百人取一。十国时期的南唐，平 均每年取士不过五人，而仅庐山国学及秦淮国子 太久的等待，士人的心理压力已达到了极限，突然 中第后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翻身感，以至于心理 失衡。同时，中第为士人带来诸多的荣耀，或雁塔 题名，或曲江大会，或闻喜宴游，帝王推崇，士庶倾 监在学者就“各数百人”，此外还有数量相当庞大 的不在中央官学就读的乡贡士人。即使在宋代录 取名额扩大以后，其录取比例也相当有限，每次应 举者都不下数千人，而中第者往往只有四五百人。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在每三年开科一次的情况 慕。然而，另一方面，众多的落第士人不免失望、迷 茫和愤怒。唐李洞累举不第，作诗云：“公道此时如 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１］。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 流落河朔，为乐彦祯从事，多怨朝廷之执政。尝有 诗云：“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２］（丁） 唐末孙定数举不第，景福二年，再次下第游京，西 出开远门，作诗寄怀日：“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逐东 下，录取四五百人，实际上相当于每年只录取一百 多人，因而录取名额并未比唐代增加太多。庞大的 应举队伍与极为有限的录取名额之间形成巨大的 流渭水深。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１３初沉。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７—１２ 作者简介：陈秀宏，男，黑龙江省勃利人，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唐宋史。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被巷心。明日悲歌有前 去，满城烟树噪春禽”［１］。这种失意和绝望，与登 ２００９往 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遂置暄上第【６］。及暄为 户部侍郎，殉始自礼部迁吏部，暄每与身边所亲信 第者的春风得意和恩宠荣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因而使落第士人的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与创伤。 然而，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士子的这种失意并 不能得到社会和家庭的深切同情与谅解，故而，随 着落第士人绝望与愤怒的与日俱增，其心理亦开 始发生扭曲、变形。一部分人开始对自己的命运及 能力表示怀疑和否定，南唐潘贲“白首场屋，不登 一第”之后，即高呼“岂非命耶？”（宋马令《马氏南唐书》 卷二三《归明传下－潘贲传》丛书集成初编本）此处，科举制度 将士人对专制政治的不满与怨恨巧妙地转化为对 自己能力及时运的怀疑和否定，而这正是科举制 度的一大妙处所在。 然而，科举制度的这一妙处并不能完全掩盖 其阴暗面。一方面，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不管 士子们怎样机关算尽，变换伎俩，都不能保证科场 一定得意。相反，累试不第、白首场屋者却大有人 在。另一方面，智能、才学也并非是科举竞争的唯 一标准，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势亦在其中起着不小 的作用。围绕着科举考试，权钱交易屡有发生。后 蜀范禹傅“俄掌贡举，贿厚者登高科，面评其直 （值），无有愧色。举子冯赞尧，故布衣交也，家贫， 窘于资，终不放第”［３］。而有钱者则可通过“纳钱” 入仕。《大唐传载》云：“（唐肃宗）至德元年三月，方 以侍御史文叔清为宣谕使，许人纳钱授官及明经 出身”［４］。另外，权势对科举取士的干预则更是难 以避免。唐代的“通榜”“呈榜”，都为宰相大臣干预 科考提供了可乘之机，考官取士亦不免被权势所 左右。《唐语林》卷七云：“王起知举，将人贡院，请 （李）德裕所欲。德裕日：‘安问所欲？借如卢肇、丁 棱、姚颉，不可在去流内也。’起从之”［５］。而杨国忠 之子杨暄中第一事则最为典型。据《通鉴》卷二一 六（唐纪三十二，天宝十二载冬十月）所载：杨国忠 之子杨暄举明经，学业荒陋，不及格。礼部侍郎达 奚殉畏惧国忠权势，遣其子昭应尉达奚抚先告诉 杨国忠。达奚抚伺国忠入朝上马之际，快步趋至马 前；国忠以为其子必中选，面有喜色。抚日：“大人 白相公，郎君所试，不中程序，然亦未敢落也。”国 忠怒日：“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策马 不顾而去。抚惶遽，书白其父日：“彼恃挟贵势，令 的人说起此事，犹感叹自己升迁得太慢，而达奚殉 升迁得太快。 另外，中国传统社会极重人情，在这种社会氛 围中，有时人情比原则更能发挥作用，在人情的作 用下，任何理性的原则和制度都有可能被扭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私恩”被当时的社会所 认可。据《玉泉子》载：知制诰崔蠡，丁母忧，居东 都。为人清廉，不纳四方金帛。一宗门士人请谒，直 云：“知公居缙绅间清且俭，太夫人丧事所须，不能 无费。某已忝孙侄之行，又且资货稍给，愿以钱三 百万济公大事。”蠡见其慷慨，深感惊奇，但嘉纳其 意，终却其钱不受。此人调举久不第，亦颇有屈声。 蠡未几服阕，拜尚书左丞，知举礼部。此人就试，蠡 第之为状元。众颇惊异，谓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 崔之献艺，由善价成名，一第可矣，首冠未可。以是 人有诘于蠡者。答日：“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状头是 其私恩所致耳”［７］。以前事告之。于是中外始服，名 望益重。这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事例。它体现了中 国古代政治与伦理不分，事理与人情兼顾的社会 政治结构特点。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是从科举制 度的理性规定，而是从科举制度在实施过程的许 多“局限”中，更能深入而切实地了解中国社会的 特点。可见，科举考试以表面上的公平掩盖着实际 上的不公平，其按“择优录取”原则所录取的士人 也并非皆为士人中的优秀者。许多杨喧之流的举 子也因种种非正常途径得以中第，并进而通过种 种非合理的手段跻身官僚集团上层。《幽闲鼓吹》 载：“元相（载）在鄂州，周复为从事。相国常赋诗， 命院中属和，周正郎乃簪笏见相公日：‘某偶以大 人往还高门，谬获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也。’相国 嘉之日：‘遽以实告，贤于能诗者矣”’［８］。《杨文公 谈苑》载：“晋开运中，诏两制各作诗赋一篇，付礼 部，为考试之目。李怿独日： 降识字有数，因人成 事，使令衣白袍入贡部，下第必矣，胡能作文章，为 世楷模？’终不肯作”［９］。这与有司当众宣布的“有 司至公，必无遗逸”［２］（丙）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唐宋之际士阶层对专制政治的疏离与背叛 在一部分士人通过非正常途径由科举跻身官 第６期 陈秀宏：唐宋之际士阶层对专制政治的疏离与背叛 ４５ 僚集团的同时，另一部分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却被 科举制度挡在仕途之外。他们理智地认识到并非 自己才学浅薄，而是政治腐败所导致的科举不公 阻断了他们的仕途，于是，他们由对自身的怀疑和 否定而转为对统治者的愤恨。为了发泄这种与日 俱增的愤怒，他们采取了很多极端的行为。 首先，将怒气渲泄到中第士人身上，借机谋害 之。据《北梦琐言》卷一五“谋害衣冠”条载：天禧 中，朱全忠将谋篡夺，剪除异己。旧相裴枢、独孤 损、崔远、陆康、王溥，大夫赵崇、王赞等皆于滑州 白马驿赐自尽。先是，故相张浚一家并害，而弃尸 黄河。朱公谋主李振累应进士举不第，尤愤朝贵， 时谓朱全忠日：“此清流辈，宜投于黄河。永为浊 流。”全忠笑而从之［１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落第 士人借刀杀戮中第士人以泄胸中怨愤的“白马之 祸”。当时国家一统，士人心中虽有种种怨愤不满 却无可逃遁，只能借刀杀人。 其次，有的豪杰之士因科举落第，心怀怨愤， 起而造反。唐末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因 为“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的［６］（（（通鉴》卷二五二《唐纪 六八》，僖宗乾符二年六月）。黄巢早年落榜后，曾目睹新 科进士们在曲江之畔、百花丛中得意狂欢的景象， 心中充满失意与愤恨，曾作《咏菊》诗，以抒发这种 情感，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 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由于屡试不第， 引发出其对现行政权的极大不满，最终导致后来 他与王仙芝一起发动起义。起义后他曾几度与朝 廷交涉，索讨官职，将其作为落第士人反抗的动机 暴露无遗，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攻陷广州后， 又曾发布檄文，历数朝廷罪过，而科举不公、铨贡 失才则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１１］（《新唐书》卷二二五下 《黄巢传》）。他们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占领长安后， 更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韦庄《秦 妇吟》）一泄当日之愤，尽快报复之心。另有“依智高 发三解不得志，遂起兵两广，遂有两解试摄官之 格”［１２］。 其三，投奔藩镇。唐代后期，藩镇割据，与中央 政权势同水火。他们不但“岁不上计”，与中央争夺 物质财富，而且与中央争夺人力资源，许多落第士 子为发泄自己的郁闷和仇恨而投身到各地幕府， 成为与中央对抗的力量。如屡试不第的敬翔、李振 等就投靠朱温，亦为朱温所重用；“阡能孔目官张 荣，本安仁进士，屡举不中第，归于阡能，为之谋 主，为草书檄”［６］（《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一》，僖宗中和二 年十一月）。另外，唐制规定：科举中第只是取得了做 官的资格，并不能马上进入仕途。这期间要经过一 系列的考核和等待，许多士子耐不住这种长时间 的等待，亦纷纷投入地方幕府的行列，以寻求晋升 的捷径。如当时著名文人韩愈、李商隐等人，进士 及第后，未得朝廷授官，皆相继应地方藩镇辟召而 为幕僚，而各地藩镇也利用科举制度的这种漏洞， 积极招徕、网罗科场失意的士人，和及第而未得官 的进士，委任他们以文职甚至军职。诚如苏轼所 言：“唐自中叶以后，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是时 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争为之”［１３］（《苏轼文集》 卷二六，《徐州上皇帝书》）。投幕地方已经成为失意士人 谋求仕进的一条重要途径，韩愈在其《送董邵南游 河北序》中曾对大量落第举子纷纷投奔藩镇的情 形深表忧虑：“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 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指 河北）。”当时，河朔一带是藩镇势力最强的地区， 他们拥兵自重，财赋不上贡中央，犹国中之国，成 为能与中央对抗的最大的离心力量。而大量像董 邵南这样“怀抱利器”又“连不得志于有司”的士人 “郁郁适兹土”，也必将使割据藩镇的力量进一步 壮大，进而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也必将愈来愈大。韩 愈站在忠君、尊儒、拥护“大一统”的立场上敏锐地 预感到：如果任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必将带来令人 堪忧的后果。这同时也暴露了科举制度作为“牢 笼”手段的局限性：它无法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统治者在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而得意的同 时，必须正视彀外仍有大量英雄，他们拥有巨大的 能量，时时威胁着君主与彀中英雄所建构的政权。 最后，叛投他国，引狼入室。国家统一之时，落 第士人主要通过前三种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与怨 恨，而在国家分裂之时，士人们便有机会铤而走 险，叛投他国。五代十国时期闽人赵绮因“困于场 屋，将自三山（福州）北渡”，以归梁京（开封）；结果 “为罗者所得，遂下廷尉”；（宋郑文宝《江南余载》卷上， 知不足斋丛书本）南唐人江为屡为有司所黜，“欲叛人 钱塘”［１４］；闽人林省邹“累举不第”，积怨于胸，私 谓晋使卢损说：“吾主不事其君，不爱其亲，不恤其 ４６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 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邻，不礼其宾，其能久乎！余 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 。 将僧服而北逃，行当相见上国耳！”［３］（《十国春秋》卷 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１７］九六本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樊若水（一作樊若冰）。 他本为江南人，因“无乡里之爱”［１５］，“举进士，不 中第，上书言事，不报”，而感到很绝望，“遂谋北 其三，扩大赐第范围。据《石林燕语》卷四所 载：宋初爱惜科名，见任官应进士举，虽中选，止令 迁官，而不赐科第，不中者则停见任。淳化三年，滁 归”。在北归之前，他扮作钓翁，乘小舟测量长江采 石江处宽狭，“得其丈尺之数，遂诣阙，自言有策可 取江南。上令学士院试，赐及第。”后来，正是在他 的带领下，北宋军队在采石江处攻人金陵，灭了南 唐［１６］（《长编》卷一五，开宝七年）。与此相似，宋人张元在 几次殿试均失败后，径往投奔西夏，替西夏出谋划 策，不断骚扰和侵犯赵宋边境，大为中国之患。 士人的离心与叛逃是科举制度本身局限及其 负面作用的典型表现。这反映出科举制度实行以 后，在士阶层与专制政治日趋合流、重建了“皇 权——士大夫”体制的同时，两者之间仍潜藏着深 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危机。 三、统治者为挽救危机所采取的措施 唐宋之际士阶层与专制政治之间的危机不时 爆发，为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促使唐宋君臣不得不 精心策划，采取相应的挽救措施。最重要的有如下 几项： 其一，扩大取士名额，大开特奏名。在宋以前， 科举录取名额极为有限，进士每年仅为二三十入， 加上诸科亦不过百人左右，远远不能满足新兴庶 族热切的参政愿望，至此科举制度与落第士人之 间的紧张感日益激增。科举本为靡士之术，科举为 减缓这一紧张所能做的事不外两件：一是扩大录 取名额，一是创设特奏名，以此来安抚落第士人的 失望，从而扩大士人的入仕希望，而后者亦不过是 前者的自然延伸而已。据粗略计算，宋代科举录取 名额约是唐代的三倍，两宋贡举共取士约十一万 人，其中特奏名就占了五万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 十五。 其二，废除殿试黜落制。《燕翼诒谋录》卷五 云：“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 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 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吴，大为中国之 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 归咎于殿试黜落。嘉佑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 州军事推官鲍当等应举合格，始各赐进士及第，自 是遂皆赐第［１８］。赐第范围的扩大，有利于缓和士 阶层与专制政治之间的矛盾。 其四，扩展取士途径，笼络北方士人。关于这 一点，宝元二年知谏院富弼所上《上仁宗乞诏陕西 等路奏举才武》奏书最有代表性。富弼认为：“自古 取士无如本朝路狭”。宋以前取士之法，各有科条， 科目众多，除贤良、孝廉、孝弟力田、明经、秀才、进 士外，唐代又添制举五十余科，又许藩镇辟召及诸 色人荐举，亦许自荐拜官。求人唯务广博，所以天 下怀才抱器之士，无不牢笼收揽，尽为朝廷所用。 而宋世取人，唯有进士、明经二科，虽近设制举，但 取人不多。此三者所试，大抵亦只是文辞、念诵而 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赋性不能为文辞者， 就试则多遭遗逸。因此主张扩大取士途径，广泛笼 络天下士人。另外，富弼认为：河北、河东、陕西三 路之人，禀性质鲁，不能为文辞，故皆老于科场，至 死不能得一官。然其大才大行及强悍奸雄，则为诸 路所不及。天下无事，则此等人屈伏怨望以思乱； 西夏寇边，宋军屡败，则此等人踊跃快意，或助贼 为患，或盗贼屯聚，惊劫州县，朝廷如不加搜访，恐 为他人所得，而处处与中国为敌。因此富弼建议朝 廷条列名目，特降手诏，令相关地区的地方长吏察 访举奏，不拘人物，不限人数，“能作文字者，即试 以策问，勿限字数，不能为文者，但令直说事状，或 口陈方略。”亦许诣阙自荐。务使散在民间“非常之 人”收揽无遗（１９］（卷八ｊ《儒学门－武举》）。 应该说，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皇权——士大夫”体制内部的矛 盾。但是，综观以上四项措施，我们不难发现，所有 调整与变革都仅围绕科举制度本身展开。然而事 实上，在“皇权——士大夫”体制中，最需要调整的 既不是科举制度，也不是士阶层，而是专制政治或 者说是皇权本身。为了维持自身的稳定，专制政权 需要笼络一批忠顺的士人为自己服务，但正是由 于这种政治体制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它从 第６期 陈秀宏：唐宋之际士阶层对专制政治的疏离与背叛 ４７ 骨子里排斥士阶层的参与决策，因此士阶层作为 ［８］［唐］张固．幽闲鼓吹［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一个整体，只能游离于政权中心之外，是政治决策 ［９］［宋］杨亿．杨文公谈苑（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过程中的边缘人。而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专制政 ２００１． 治下，士阶层一直徘徊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中，这 ［１Ｏ］［五代］孙光完．北梦琐言（Ｍ］．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种矛盾在传统社会中无法得到根本有效的解决。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１］［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１２］［宋］张端义．贵耳集［Ｍ］．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参考文献： 社，２００１． ［１］［五代］王定保．唐摭言［Ｍ］．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１３］［宋］苏轼．苏轼文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社．２０００． ［１４］［宋］龙兖．江南野史［Ｍ］．卷八，江为传．台北：台湾商 ［２］［宋］钱易．南部新书（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３）［清］吴任臣．十国春秋［Ｍ］．卷五三，范禹僻传．北京： ［１５］（宋］文莹．玉壶清话［Ｍ］．卷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１６］［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４］［唐］佚名．大唐传载［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７］［宋］王林．燕翼诒谋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５］［宋］王谠．唐语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８３［宋］叶梦得．石林燕语［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６］［宋］司马光．资治通鉴［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１９８７． 社．１９９９． （７］［唐）阙名．玉泉子［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 ａｇａｉ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ｓｅ ＣＨＥＮ Ｘｉｕ－ｈ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Ｔａｎｇ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ｗｅ￣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ｓｅｆｆ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ｄ ｍｕｃｈ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Ｓｏｍｅ 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ｄｉｓｐｅ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ｉｍ；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责任编辑：孙琰 责任校对：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