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33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OFCHENGDUNORMALUNIVERSITY2017年3月Mar.201 7
“信达切”标准下的语篇翻译
潘
洵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对外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摘要：目前国内多数学者都热衷于研究传播西方的翻译理论，而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则关心不够。因此尝试将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理论与西方的语篇翻译理论结合到一起，将其基本内容拓展为“信于内容，篇内统一；达如其分，守信重构；切合风格，切合文化。”并以例句为中心，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信达切；语篇翻译；重构
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7.003.055
中图分类号：H315.9；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642 ( 2017 ) 003-0055-06
—、弓I言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人展开，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涌人中国，如今随便走进一间教室，或者打开一本 杂志，看到的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功能主义、语篇翻译等名词，听到是的奈达、拉普尔、韩礼德等名字，而中 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如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顺美”、刘重德的“信达切”等翻译观已经很少有人提起 了。
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翻译历史久远，名家辈出，实践经验丰富，虽然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构建， 但真知灼见，在在皆是，并不比西方差。到了近代只是由于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中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 中国人重在对翻译标准的探讨，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将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而加以考察，这才导致了差异的 明显化。但归根究底，要讲孰优孰劣，似乎也难以断言。如果我们将西方的方法论纳人中国的评价标准之 下，也许能形成一种新的翻译观。本文正是有感于此，才着手做一些初步的尝试。
二、信达切
刘重德教授是我国翻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湖南省翻译协会会长等职务。 刘老1914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幼年熟读中国古典，有着深厚中文功底。早期受到英国诗人雪莱的影响，决 心从事翻译事业。此后师从梁实秋、冯友兰等名家，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为日后的翻译工作的开展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
在翻译标准的讨论过程中，刘老在深人研究严复“信达雅”三标准的基础上，又吸收了 18世纪英国翻译 家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即：1、翻译应该是原著思想内容的完整的再现；、风格和手法应该和原著属于同一 性质；、翻译应该具备原著所具有的通顺[1]，于1 979年第一次提出了“信达切”三原则作为翻译标准：信，保 全原文含义；达，译文通顺易懂；切，切合原文风格[2]。后来，刘老在《翻译原则再议》中，对“信达切”标准做了 新的表述:信，信于内容；达，达如其分;切，切合风格[3]。
收稿日期：201 6-1-5
作者简介：潘洵（ 969—）男，安黴安庆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中日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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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信达切”三位一体，是严复、林语堂翻译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数代译人实践经验的总结 与升华，目前国内还没有哪种理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三、 语篇翻译
所谓语篇是指超出句子之上的语言单位，它可以是一段对话，一篇论文，也可以是一篇小说，不管形式如 何，“都必须合乎语法，并且语义连贯，包括与外界在语义上和语用上的连贯，也包括语篇内部在语言上的连 贯。”[4]凡是语篇，都必须具有构成语篇的7个条件，即衔接性（cohesion)、连贯性（coherence)、目的性（inten-
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境性（situational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等。
语篇翻译是功能语言学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突破了传统的以词句为中心的方法，转 而以整个语篇作为研究对象。传统语言学模式操作的翻译过程是一个从词句开始的自下而上（bottom —
up)的过程，这种过程产生出来的译文有些晦涩难懂，很难被目的语读者认同。而语篇语言学方法则把翻译
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top — down)的过程，即先决定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属性及其交际功能，再通过一个 个的语言结构来体现预定的语篇。在翻译实践中要重构一个适合于目的语社会文化的语篇，并非起决于表 层结构的转换，而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改写。
笔者认为，我们似可将语篇翻译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以语篇为单位。“以语篇为单位”强调的 是语篇内部语义的统一，逻辑的通顺，具体的翻译也必须以词句为单位进行。关于这点香港浸会大学谭载喜 教授已经作过较好的阐述[5]。2、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行文习惯，流畅自然，简洁易懂。由于中西文法的差异， 一一对应的翻译方式必定会导致译文前言不搭后语，晦涩难懂，难以发挥文本的交际功能。所以翻译过程中 需要按照目的语的行文习惯对原文进行拆分、改写。3、重视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方梦之认为语篇分析的 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不能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 的[6]。所以说任何文本都是一个综合体，都能找到其他文本的痕迹，跟中国古人说的用典差不多。正是这种 互相引用使得文本成为文化网络中的一个点，与其他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喻说，我们看到苏轼《前 赤壁赋》中“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时，很容易联想到李白《襄阳歌》中 的“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等词句，这就是互文性。归根究底，其实“互文性”讲的就是文本 的文化特征。
四、 语篇翻译视野中的“信达切”
严复提出“信达雅”，刘重德提出“信达切”，傅雷提倡“申似”，钱钟书追求“化境”。对译者来说，这些都是 非常高的标准，但如何才能达到这些标准，他们谁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此前，大多数译者都是根据自身 的经验来进行翻译实践，既译出了不少好作品，也留下了不少问题，所以为进一步提高译文的质量，有效的理 论指导是非常必要的。笔者认为，语篇翻译方法与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具备很强的关联性，不妨将二者拆 分重构，形成一个以“信达切”为评价标准，以语篇翻译为方法论的新的翻译理论体系。具体如下：
信，信于内容，篇内统一。达，达于其分，守信重构。切，切合风格，切合文化。(一)篇内统一的“信”
“信”是翻译活动最基本的原则，脱离了“信”，也就无所谓翻译。传统的翻译理论非常强调字词的释义， 是自下而上（bottom up)的方式，而语篇翻译则认为词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情况下会随着语境的变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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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化，所以应该从整体出发来把握，是自上而下的方式（topdown)。笔者认为两种做法都有道理，但也都 有缺陷，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交流互动式的理解模式。有时还要参考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才能做出 比较好的选择。
例1 :原文：
The Flower Girl： Will ye —oo py me f^them?
The Daughter： Do nothing of the sort, mother. The idea!
译文：
卖花女：…你肯给钱吗？
女儿：妈，一个字儿也别给。她想得倒美！7
原文引自英国作家萧伯纳的《卖花女》第一幕：电影散场，大雨倾盆，于是母亲便让儿子弗莱迪去叫车，弗 莱迪匆忙间将卖花女伊莉莎的两束花踩人泥中，没有赔偿就离开了。伊莉莎随口骂了一句“弗莱迪，你怎么 搞的。”母亲很奇怪，卖花女怎么知道自己的儿子的名字，就过去问个究竟。伊莉莎得知她是弗莱迪的母亲 后，就要求赔偿。站在一旁的女儿克拉拉原本就没有把贫贱的卖花女放在眼里，而伊莉莎却偏偏又出言不 逊，还要母亲付花钱，骄气十足的她开口便道：“Do nothing of the sort，mother. The idea!”
李莉女士认为这句话中包含了这个女儿的怒气、怨气、娇气和神气，简单的一句话，但却将原文的信息， 包括说话人的表情、神态、语气和语调滴水不漏地传递给了读者[7]12。如果仅仅从故事片段来看，译文确实 非常精到，分析也很中肯，但如果结合社会文化背景，从语篇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还是有些问题，应该 再斟酌。第一，从事情本身来看，卖花女的花被踩坏，她希望得到赔偿，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不能说是“想得 美”。第二，从文化背景来看，英国是绅士社会，也是等级社会。绅士有绅士的道德规范，相应地夫人小姐也 有夫人小姐的行为准则，在公共场合下，作为中产阶级的小姐，女儿克拉拉可以心里藐视卖花女，但不会拒绝 她的合理要求，事实上最后克拉拉也没有反对母亲给予卖花女赔偿。第三，从叙事方式来看，故事以希腊神 话《皮革马利翁》(Pygmalion)为蓝本，讲述了一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卖花女伊莉莎出身于下层社会，她语 言低俗，举止不当，毫无气质可言，所以语言学家希金斯才会与他的朋友为能否成功改造伊莉莎而打赌。故 事一开始，萧伯纳就做了两件事让人了解卖花女伊莉莎的低俗。一是让伊莉莎开口，展现她粗鲁的用词，掉 渣的发音；二是通过旁观者来描述对伊莉莎的观感。由此可知卡拉拉的话，表达的是她对伊莉莎的综合印 象，而不是去嘲讽卖花女在想什么。最后，从单词的意义来看，“idea”现在主要指代办法、理念等含义，但查 阅第二版《英汉大词典》就会发现，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形象、外表、表象”等。这个词义虽然今天已经 不用了，但萧伯纳时代还有人使用。综合上述四点，笔者认为原文的“Do nothing of the s
ot”不是说给不给
钱的事，而是劝自己的母亲要自重身份，不要去理睬卖花女，“The idea”也不是说她异想天开，而是鄙视她的 行为举止，所以应该改译为：“妈别理她，瞧她那德行。”
短短两句话，要想真的翻译到位也是很不容易的。文化背景、事件过程、语篇中的作者意图、单词词义等 诸多因素，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译文失真。所以我们说，“信”不是孤立的信，既要考虑到关键词的词 义，也不能离开文化背景与语篇，是语篇内统一的信。之所以说原译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只是考 虑了事情发生时的语境，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二)守信重构的“达”
“达”要求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行文规则，并且通顺、简单、易懂，但如何才能做到这点，中国传统的翻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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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始终在直译与意译之间徘徊，没有找到好的办法。虽然功能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理论都给我们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但笔者认为语篇翻译的重构论最为简单明了，应该是最实用的方法之一。
在翻译实践中，必须考虑到东西语言的差异。以汉语与英语为例，奈达认为中英的差别概括起来说就是
“hypotaxis of English and parataxis of Chinese”，也即“形合”与“意合”的差别。英语重形合，是“从一到多”，
表现在句子结构上，即以主语与谓语为核心，以先行词为引导，把修饰语以及分句附着于中心词之上，看似复 杂，其实结构分明，就像大枝生小枝的树杈。汉语重意合，是“从多到一”，表现在句子结构上的特征是以主题 为核心，以时间、逻辑、过程为序，横向展开，很少使用关系词，整个句子呈流水型特征。语篇翻译就是要求我 们在充分考虑不同语言表达形成的基础上，根据表意的需要，对原文进行重新改写。
例2 :
They come out to the village green and photograph each other in a stone armchair, said to be thethrone of Artila
./踏上村中草地，看到一张石椅，听说是匈奴王阿提拉的宝座，就要照相。一个个登上大位，
你给我照，我给你照[]。
这两段文字就非常好的向我们展示了中英文的差异。英文讲的是一个场面，他们来到草地，然后互相照 相。原文的焦点在“photograph each other”，如果直译的话，就成了“互相在据说是匈奴王阿提拉的宝座上 照相”，显得头重脚轻、尾大不掉。而汉文描述的是一个过程，来到草地，看到石椅，听说石椅的来历，接下来 登上宝座，互相拍照。这个过程是以时间为序展开的，这样的译文读来如风行水上，十分自然。
翁显良先生的翻译之所以人选《名家译名句》，在于他虽然打破了原文的表层结构，对原文进行了重写， 但每句话又都是清清楚楚，有根据、有来历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
这就是刘重德先生所谓的“分”。不及固然不行，过“分”也不恰当。
例3:
原文：Man Arrested forA
irline
Bomb Joke
原译：“飞机上制造携带炸弹笑话的乘客被逮捕毛荣贵译：“空”中无戏言。[]
“Man Arrested forAirline Bomb Joke”是《科技英语学习》刊登的一篇英文报道的标题。刘庆兀先生就
认为原译毫无意境，而毛译实属佳译[9]8。对于刘庆元先生的看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毛荣贵教授的翻译 虽然有可取的地方，但实在难言“佳译”。首先，标题是对新闻报道的高度概括，看了标题以后要让人大致了 解报道的基本内容，这是新闻稿的基本要求。原文的关键词有两个，即“Arrested”与“Joke”，从“信”的角度 出发，翻译时不能省略关键词；就语篇翻译的七大特征之一的“信息性”而言，这是典型的信息遗漏。所以说 “空中无戏言”，过于简单，违背了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则，这既是“表意”不及，也是“省略”过分。其次，“无戏 言”三个字，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君无戏言”、“军中无戏言”等话语，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这些话语的意义就是 要求说话人遵守自己的承诺。从这个角度来说，毛荣贵教授的翻译多少有点与原文背道而驰的味道。毛荣 贵教授考虑到了标题的简洁性，但忽视了内容的完整性，以及目标语的文化背景。笔者认为“祸从口出”这个 现成的成语就很好，即扣住了原文的关键词，又带有警示含义，并且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简洁易懂。
从上述两例的分析可以看出，语篇翻译的重构论确实能帮助我们摆脱语言表层结构的限制，译出符合目 标语行文规范的自然易懂的译文。但这也不是天马行空式的无拘无束，必须以原文为基础，有时甚至需要紧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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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关键词才好，否则就可能失真失信。
(三）切合风格且切合文化
如果说风格是作者个人的个性，那么文化就是整个民族的个性。语篇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烙 有作者风格，又是民族文化的体现，所以在翻译活动中，既要顾及作者的风格，也不能忽视民族文化特征。
以诗歌为例，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的表达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要“立象以传意”，意象是中国古典诗 学的象征性概念，以庞德为代表的欧美意象派就是在中国诗歌的影响下而出现的。意象简言之，就是“融人 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0]，陈伯海扩大意向的范围，认为“所谓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完全符合艺术的规律，这样一来，在抒情的同时必须适当结合 其所引发事件，诗篇也就有了叙事的成分。”[11]也就是说事件在诗人“意匠经营”下，就转化成了“事象”，事象 是意象的一种存在方式。唐代金昌绪的《春怨》是“无理而妙”、“人痴而妙”(1)诗论的代表性作品，也因此而人 选《唐诗三百首》，目前该诗的英译本达13种之多。许渊冲将“辽西”译为“西语读者理解。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值得商榷的。
少妇为了能够在梦中去辽西，所以要事先赶走黄鸾，不让它破坏自己的美梦。这个想法看起来很荒唐， 不合道理。我们也应该想到，很多时候荒唐的举动背后都有其合理的理由。少妇的理由是什么呢？在此之 前，她一定做过一个“去辽西，见丈夫”的梦，快要见到，或者已经见到的时候，黄鸾的歌声打破了她的美梦，这 就是她“打起黄鸾儿”的原因。Fletcher正是从这个角度切人，将《春怨》翻译为：
Oh
he frontier”，意义明确，确实便于
, drive the golden orioles
From off our garden tree!
Their wa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My lover smiled to me.[12]
原诗着眼于未来，选取一个独特的心理情结，用轻松幽默的语言、独白的方式，来表现少妇的寂寞，颇有 喜剧味道。而译文立足于过去，强调少妇行为的因果逻辑关系，这符合西方诗学的叙事原则，但梦中的微笑 与现实中的寂寞形成巨大的反差，增强了译文的艺术性。所以笔者认为，就艺术效果而言，原作与译文各有 特色。但从意境营构的角度来看的话，译文可能更胜一筹。“
smiled”本身是“事象”，这事象就是打破原有结
构，重新确立的意象。笑脸的甜美是少妇留恋梦境的原因，笑脸的消失是少妇迁怒黄鸾的根源。在这张笑脸 的背后，我们能感受到少妇对婚姻圆满、家庭幸福的渴望，也能感受到她对连年征战的不满，对和平的祈求。
“smiled”是“事象”，同时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其背后还有一张笑脸，这笑脸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意象。这才
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吕叔湘、刘重德非常推崇Fletcher的翻译，其原因可能就在此吧。
五、结语
实际上在《语篇与翻译：论三大关系》中，香港浸会大学谭载喜教授已经提出不能一味地跟着西方走，应 该回归传统。对于这种意见，笔者十分赞同。当然回归传统也不是简单的回归，应该是带着新理论新方法的 回归，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西方的好的翻译理论吸收到我们传统的理论体系中来。本文就是这样一个尝 试，把语篇翻译理论中的积极因素，吸收到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理论体系中来，使之进一步发展为“信于内 容，篇内统一；达如其分，守信重构；切合风格，切合文化。”但由于笔者能力有限，不敢有多大的奢望，如能发 挥抛砖引玉的作用，则于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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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郭绍虞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清诗话续编》，第一册收有贺裳著《载酒园诗话》以及吴乔著《围炉诗话》。
书中贺裳和吴乔二人分别提出“无理而妙”‘‘入痴而妙”的观点。《春怨》中的主人翁少妇因为不能做梦到辽西，就归罪于 黄莺，这既不合逻辑，也无效果。但是对于诗而言，‘‘无理”恰恰是审美产生的地方，这就是贺裳、吴乔所说的‘‘无理而妙” ‘‘入痴而妙”，正因为无理，才生动地表现了少妇的天真以及长年寡居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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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Translation Under the Translation Standard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Closeness\"
PAN X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 0058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reasearch interest focuses more on the stud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a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This article is an attmept to combine the three 一 charactertranslation standard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Closeness\" put forward by Liu Zhongde with the western text translation
theory. In light of
text
translation,
with
specific examples,
the stan
further elaborated as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be expressive as what is proper by reconstructuring the text and be close to the original n
style and be appropriate n culture.\"
Key words： 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closeness; text translation ; reconstructuring
(实习编辑：杨晓玲责任校对：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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