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 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国民革命颠覆了北洋，共产革命赶 走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 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 底，还要再起革命。１９４９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 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中国 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救亡”的目标基本实现，革命 本可终结。但在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 命高于一切，甚至视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 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与此同时，“根本解决”“彻底解 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 诉求。由于“救亡图存”始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 高诉求，革命不过是“救亡图存”的手段。无论是“前五 四”的思想启蒙，还是“后五四”的社会革命，均是近代 中国救亡图存系谱中的一环。 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目 标，认为革命是没有替代物的，是永无止境的。所以 １９４９年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终结革命，而是另一场更 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端。不仅如此，革命还以“超 英赶美”为目标，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态朝 向“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奋进。“赶超”思想的 五四知识界还流行一种看法：法国革命是１８世纪 的革命，俄国革命是２０世纪的革命；法国式的政治革 命已经过时，以后的革命应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辛 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相距不过６年，却被认为是相距两 个世纪的革命。当时知识界有一种强烈的“赶超”情 结，迫切希望“后来居上”，企图超越西方列强的资本主 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如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刘仁静 即认为：“我们研究历史，总觉得后进的国比先进的国 进化得时间上快些，制度上强些，手段急激些。美国比 英国快，德国的进化更比美国快，Ｅｔ本更比德国快，现 在俄国更快了。将来中国一定比俄国好，是可断言的。 背后，既体现了落后国家力图迎头赶上先进国家的豪 迈意志，亦有来自美、苏等国际不同阵营的巨大压力。 “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依然存在。 应该说，“亡国”的持续焦虑与“救亡图存”的历史 使命感，是近百年中国走向自强独立与现代化过程中 的最大驱动力。但也不可否认，正是这种焦虑与紧迫 感，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带有浓烈的急进与急于 求成的色彩。这种交相错杂的正负效应，不仅在近百 后来居上，是进化的好例。”④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主导 下，１９２０年代的革命，不再以法国革命为楷模，而是转 向“以俄为师”。 年历史上屡见不鲜，至今仍可见其余绪，无疑值得历史 学者深长思之。 ２０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连续发生了三场革命。辛 孙中山建国思想及其研究意义 李金强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 ２０１６年为孙中山诞辰１５０周年，由于其倡导革命， 建立民国，并揭橥《建国方略》及《三民主义》的建国蓝 民主义、建国思想与中国近代化等。有关研究情况，可 图，为２０世纪中国的发展，提供指引与方向，对当代中 国的现代化，起了启迪作用，下开台湾经济起飞，以及 中国大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契机。由是深受海 内外华人社会对孙氏之怀念，故本年度全国由中央以 参《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回顾与展 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其中建国思想 与中国近代化，至近日尤受中外史家所关注。此一课 题之研究，乃因应对孙氏历史评价之转变，及海峡两岸 的现代化成效而起。 自国民党于１９２８年北伐统一中国后，建都南京。 至地方，相继发起纪念活动，缅怀孙氏的贡献。就此而 论，孙中山的生平及贡献，随着其逝世后的时间推移， 中外学者对其研究及评价，不断出现变化。关于孙中 １９４０年明令尊崇中山先生为“国父”，故其时有关孙中 山及辛亥革命的研究，莫不以尊崇其革命领导的地位， 而目之为正统。至１９４９年后，大陆、港、台史学界所描 述的孙中山，亦皆依循此一立场而撰述。然孙氏之革 山的研究，始起于传记撰写，较著者如吴相湘《孙逸仙 先生传》及史扶邻（Ｈａｒｏｌｄ Ｚ．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关于孙氏生平 的两本专著，然而相关研究课题，则层出不穷，如对其 命领袖地位，至１９６０年代，先有文化大革命而受到贬 斥。与此同时，海外则由美藉华人学者薛君度出版《黄 兴与中国革命》一书，首先提出辛亥革命的领导，乃 家世、革命之思想、同志、团体、活动经费、策源地、华侨 及外人关系，与香港、广州、上海、日本、美国之关系，三 ①《会员通讯》（刘仁静致恽代英），《少年中国》第２卷第９期，１９２１年３月。 ３２・ ・“孙、黄并举”，并名之日“双元领袖”（ｄ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说，从而开启西方史学界撰写孙中山生平及事迹的修 正观点与立场。此后，欧美史家如史扶邻、韦慕庭（Ｃ．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ｌｂｕｒ）、白吉尔（Ｍａｒｉｅ—Ｃｌａｉｒｅ Ｂｅｒｇ￣ｒｅ）笔下的 孙中山，其领袖及英雄的历史形象，渐见褪色。孙氏的 历史地位，遂见从神坛下移。此一趋势，至１９７９年后， 由于大陆推行改革与开放，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四 会。尤重利用外资，使国外之资金和技术人才，协助中 国发展实业，改善民生。中山先生并于欧战结束后，出 版《实业计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０）一书，提出六项计划，主张利用外资，由国际共同 发展中国实业，最具代表。针对中国现况，提出兼顾区 域平衡发展，重视发展经济基本设施，如港口、铁路、公 路等。强调重工业的领导地位，并注意基本建设、重工 业与轻工业三者彼此间发展的相互关系。 个现代化，始见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社会及经济 的繁荣，遂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从而促使国内经 上述中山先生之建国蓝图，无疑为２０世纪以降， 济与社会的活化及长足发展，终于得见２０世纪中国的 和平崛起，而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重见肯定的评价。 １９７９年中国推行改革与开放，随即提出中国和平 统一的政策，海峡两岸对立关系，由是渐见“解冻”。自 蒋经国于１９８７年解除戒严法后，准许台湾百姓回大陆 探亲，促成两岸交流发展的萌动，渐由探亲而发展至大 陆投资及经商，带动两岸关系互动及和平的发展。与 此同时，孙中山的生平及其遗教，亦由是引起大陆史家 的关注，研究日多，并促成两岸中国近代史专家学者接 触及互访，交流日多。就所见大陆、港、台及海外华人 学者的研究，皆对孙氏倡导革命及其建国思想，采取肯 定立场。其中孙氏的经济建设思想，尤受重视。于８０ 年代，大陆孙中山研究的学者就此发表专书、论文，引 人注目，无疑为其时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行 的启迪及线索。 孙中山的思想与遗教，于１９４９年前后，为国民党 所秉持，故蒋介石于迁台后，进而推动党化教育，各级 学校均须学习。其中高中生必上“三民主义”课，而大 学生必选“国父思想”一科。故孙氏的思想与遗教，备 受重视，台湾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建设，莫不以“三民主 义”作为指导，此其现代化的思想根源，不容忽略。然 而，由于其时之三民主义乃全台一致，因应政治而设 教，众多学子被迫强行研读，故均只为应付考试，多未 能服其要义及明其思想对中国发展的价值，此即导致 今Ｅｔ民进党执政而有“去孙”“去国父化”的不当措施。 就孙中山《建国方略》与“三民主义”的思想内容 而言，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及其建国，共具三大方向，此 即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之主张。（一）民权主 义。推行武力革命，统一建国，对内则实现民族平等， 对外则谋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并立下“济弱扶倾”扶 持弱小国家及民族的政策。（二）民权主义。建立人民 有权、政府有能的民权政治。人民得以用选举、罢免、 创制、复决四项政权，管理政府之行政、立法、司法、监 察、考试五项治权，达成“四万万人来做皇帝”的“全民 政治”之实践。建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政 府，而达致民治之最终目标。（三）民生主义乃利用外 资，发展实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达成均富的民生社 最为国人熟知的中国现代化方案。然而孙氏生前期望 之国家建设，未能及身而见，直至１９４９年后，两岸分 裂，而台湾及中国大陆先后进行的现代化，均可以得见 “中山思想”之主张。于此可见中山思想对当代中国始 具现实意义，此即著名史家颜清湟、白吉尔（Ｍａｒｉｅ— Ｃｌａｉｒｅ Ｂｅｒ＠ｒｅ）先后指出１９４９年后台湾经济及政治之 现代化，以至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及一国两制之理 念，与中山思想均具密不可分的关系。然探究孙中山 之建国思想，首要在于其主张工业化与均富之理念，亦 海峡两岸“建国”发展过程中首建其功者，此亦中山先 生素所主张“建设之首要在民生”之谓也。此一工业化 之蓝图，事实上渐见于大陆台湾两地的现代化过程中。 就１９４９年台湾发展而言，首先完成土地改革，实 施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促成农村经济 之复兴。至６０年代，转采“出口扩展”的经济策略，发 展“劳力密集工业”，以贸易导向输出工业制成品，发展 经济。又成立“加工出口区”，扩大引入侨、外资金，筹 建基本设施，加速工业化。及至蒋经国于１９７２年出任 行政院院长之时，更推行“十大经济建设计划”，创建桃 园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南北高速公路、 台中港、苏澳港、核能发电等交通能源基本设施，并在 高雄开办钢铁、炼油、造船等重化工业，进行工业升级。 至“十二项建设”，更以区域经济平衡为着眼点，提升交 通、能源工业等设施，完成“资金与技术密集”的工业再 升级。继而加速大量出口，累积外汇，缔造经济奇迹， 得以成为东亚新兴工业区之一。台湾无疑为孙中山民 生遗教实验成功的显例。 就中国大陆而言，至１９７９年实施改革与开放政 策，始见台湾、香港的经济繁荣，遂起而重视民生。其 中国内学者对孙中山先生经济思想研究尤多。此后中 国大陆之经济发展，于深圳、珠海、厦门成立经济特区， 对外开放。吸收侨（台、港、澳）、外资的资金与技术，由 珠江三角洲北上，逐渐扩展至沿海省、市之民生企业， 促进经济起飞，继而大量投资，发展高速公路、铁路、港 口、桥梁、水利、能源等基建，由沿海至内陆。大型工程 较著者如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京沪四纵四横高铁、洋 山港、三峡大坝、青藏铁路等，举世瞩目。而孙中山的 ・３３・ “实业计划”，至此堪称得见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 孙中山的革命及建国之“中国梦”，于其生前未见 实践，至引起其时部分国民及中外史家，多所评隧。然 其“振兴中华”之“美梦”，终于得见于当代华夏，而孙 氏之历史地位，亦由是得以为史家所再肯定。此外，就 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及民权主义二者思想之启示而言， 如何影响当代中国之发展，显然深值关注，也许此为吾 人研究孙中山遗教中，另一值得关注之新方向。 重寻历史似归燕．ｎ借镜与反思 刘阿荣（台湾元智大学社政系教授） 一前言 臣”，讨好巴结“小主人”不遗余力，或隐其劣迹，或狎其 、幼读《昔时贤文》有云：“观今于鉴古，无古不成 今。”及长，又觉历史是“记忆”的流变与累积，重寻历史 似归燕，似曾相识又有新感悟。吾人读历史、观世事， 尽管记忆有限；偏差难免，仍当记取经验与教训，思考 并开创未来的方向。 在诸多史实或案例中，有众所周知、耳熟能详，但 呈“仁智之见”者；亦有隐而不彰，不足为外人道者，却 影响深远，值得借镜或反思。由于本文作者（笔者）生 长背景及生活场域都在台湾，因而所论述之事例亦以 台湾为主，未必妥当，敬请方家指正。 二、“富不过三代”，叱咤风云人物亦难 延伸数代 俗渭：“富不过三代”，其实，叱咤风云人物之兴盛 亦难延伸至数代。史称曹孟德与刘玄德“煮酒论英 雄”，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足下） 耳。”曹操固为一代奸雄，其对刘备虽有溢美之词，但刘 玄德能收揽人心，得贤臣猛将，终成天下三分之势。然 而，传之刘禅（阿斗），则蜀汉基业，随之式微。 封建君主时代，保有世袭之荫，尚难传承久远。而 今民主社会，选贤举能，“家天下”更属不易，其子孙能 克绍箕裘者不多，盛世传之数代尤为罕见。兹以肇建 民国的孙中山先生为例，其革命奋斗，百折不回，自有 历史定位与评价。至于其子孙科先生，虽亦有一定之 成就，但实难承乃父之绪；而“敝眷蓝妮”则徒留笑柄。 而孙科之子（孙中山之孙辈）更淡然无闻。再以蒋介石 为例，生平风云际会，在民国史上亦扮演重要角色；至 第二代蒋经国，尚能继志承事，早年留俄，回国后在“赣 南经验”及台湾的治理实绩，颇受称述焉。然而，其下 一代“孝”字辈（孝文、孝武、孝勇……）人物，已不若前 两代之风光与成就。至于其家族第四代，已淡出政坛， 为一般平常百姓。 何以风云人物、帝王将相之后代，常“不肖其祖 上”？传统解释是：“居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养尊 处优，缺乏远大器识格局。其实不然，此类人物家境甚 优，亦延聘贤能之士以教之，一般而言，当能成才。然 而，家大业大，叱咤风云人物，其身边常有宠佞之“家 ・３４・ 所好，影响“小主人”的人格发展甚巨。据闻，蒋家第三 代（经国之子，某“孝”字辈人物之一），在台湾陆军军 官学校（高雄凤山）受训时，各级长官“照顾有加”，因 其为蒋介石之“爱孙”，军中将领无不曲意照料，难以正 常管教，终致学习难有成效。又如，台湾工商企业名 人，亦为政界有影响力之辜振甫，曾与汪道涵共同开启 “两岸会谈”之“汪辜会谈”（或称辜汪会谈），辜早年留 学日本，获东京大学学位。辜家为台湾彰化鹿港望族 （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家族事业庞大，辜振甫自日本学 成返台，当然可担任其家族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但若此 直接居高位，难以真正了解企业底层的实况。因此他 仿效俄国“彼得大帝”，隐其身分，至其他企业最底层做 起，逐步升迁，了解各环节的问题；更要了解员工的心 理与需求，最后回归自家事业，当然能领导其自家之产 业，且成就非凡。其间道理，即为不直接受祖先之荫， 不受“家臣”之包围与过度保护，才能成就自身的修为， 光大家业，开创更高远之格局。 至若后蒋时代，以“选举”为人才甄补与晋升之要 途，先祖之光辉与勋业，固然能增益子孙的“政治经济 资源”与“社会关系网络”。然而，亦容易形成包袱，常 被竞争对手攻讦其“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官二代”或 “富二代”，不知民间疾苦，不能与庶民大众感受同一脉 动，而家族巨大之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反而成为民主 选举的话题，常以“换人做做看”为诉求，把“名门之 后”排挤出去。如近期台湾之选举，连战之子，吴伯雄 之子，个人条件不差，但均告落选，实“非战之罪也”，乃 “名门后代之罪也”，岂不异哉？不可不慎也！ 三、战争、迁徙、历史记忆与失忆 许多研究指出，“族群理论”之“建构论”者，系在 “原生论（本质论）”与“境遇论（环境论）”之外，另辟学 理与研究路径，藉由“集体记忆”或“结构性失忆”，形 塑了族群的共同印记和共同命运。在中国历史上，“族 群迁徙”或迫于“经济上、生计上”的无奈，或受“战争” 兵荒水火的痛苦，而流落离散，不论来自“天灾”或“人 祸”，都是生民之苦与家国之伤痛。 近几年台湾出版了几部有关“战争、迁徙、历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