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文学概述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的文学发生了重要变化，被称为近代文学。这是一个向新文学过渡的阶段：一方面，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显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战斗性；另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抗拒新思潮的正统文学，虽然日渐陷于窘境，但仍在不断挣扎。在诗文领域，启蒙思想家和早期改良主义人物的诗文作品值得重视。龚自珍是首开文学新风气的人物，接着，魏源、林则徐、张维屏等也写了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作品。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诗文，在“弃伪存真”文化纲领指导下，批判封建主义的陈词滥调，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戊戌变法前后，改良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梁启超力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并推誉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新派诗；他的散文则导源于龚自珍，打破了传统古文的格局，务为平易畅达，风靡一时，号为“新文体”。《少年中国说》等说理文章，气势磅礴，铺张淋漓，颇有鼓动力量。辛亥革命时期，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苏曼殊等人的作品洋溢着充沛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以守旧复古为特征的传统诗文，仍活跃一时，诗歌方面先后有“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派，古文则产生了梅曾亮等名家，号称“桐城派”中兴。曾国藩原受桐城派影响，又重经世之学，追随者不少，或另称“湘乡派”。这些诗文流派大都只是在某些观念和形式技巧上略有变异或翻新，由于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受近代西学影响，古文已趋衰微，当然不可能再找到新的出路了。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之下，近代谴责小说得以盛行，代表作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些作品突出暴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广泛宣传了社会改良，在内容和题材上较古代小说有明显的开拓，有的还吸收了西方小说的技法，但艺术成就一般不高。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思想和艺术价值都不高。林纾等人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在当时却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开拓了我国小说界的视野。近代戏曲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一大批地方戏曲趋于定型成熟，京剧则成为影响深广的全国性剧种。在外国文化影响下，话剧开始在我国兴起，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话剧团体在宣传革命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二、现当代文学概述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总称。它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社会在痛苦焦虑、忧患不断中，贯穿着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总主题而努力前行。这也必然深刻影响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20世纪中国文学，从运动的基本轨道上看，从1917年“文学革命”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尚在发展延续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时期。（一）中国现代文学概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社会变革等问题也日渐突出。而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使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一些受到西方近代思潮影响、有志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思想革命运动。这其中，以梁启超倡导的维新文学运动为代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等变法中坚及其追随者痛定思痛，深省到文化思想启蒙的重要，决意开通民智维新自强，从事思想启蒙和文学革新运动。维新文学运动的主旨，是通过文体和内容的更新来创造反封建反专制的自由文学。其主要代表人物除梁启超外，还有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蒋智由的《冷的文章热的文章》代表了鸦片战争以来从“文学的自由”转向建设“自由的文学”的文学史的重大转折。梁启超在这期间全力倡导“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而“小说界革命”意义尤为重大。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明确提出：“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有效地把小说推到了文坛的中心地位。维新派积极倡导“小说界革命”，并大量创办小说报纸杂志，用小说来承担他们的启蒙维新主张。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抨击了传统文化观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发表，展现出了激烈的否定传统、推崇现代性的文学品格，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五四文学革命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新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开始发生巨大变革，一个文学发展的新时代到来了。中国新文学是以“白话”为媒介并且是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指归的。白话文学最初实践领域是诗歌，这与胡适率先“尝试”新诗以证明白话的文学可能性有关。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批白话诗。五四时期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是胡适进行“白话入诗”的更大的实验探索。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主将郭沫若。他的诗集《女神》不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却是中国旧诗与新诗分野的真正界碑。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它都是中国新诗真正的奠基之作。风格与之相近的诗人，还有成仿吾、蒋光慈、冯至等。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月派”崛起，试图使自由诗格律化，代表诗人是闻一多，所谓“戴着脚镣跳舞”，正是试图带给诗歌限制和规范。闻一多打造的“脚镣”，就是现代诗歌的格律化主张。他是新格律诗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诗集《红烛》《死水》中不少作品，喷发出火热的爱国激情，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徐志摩、朱湘也是“新月派”中很有成就的诗人。这一时期兴起的象征派，其代表人物李金发等，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为模式，追求诗歌音乐和形式的美，语言趋向欧化，其代表作诗集是《微雨》。同样受象征主义诗风影响的则有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以早年诗作《雨巷》著名。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前后相续承传，基本构成了“纯诗化”诗学潮流的发展趋势。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成立后，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发扬，殷夫、蒋光慈、胡也频等人以极大的热情写作革命诗歌，讴歌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在“左联”领导下，还出现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诗歌社团——中国诗歌会。它承续普罗诗学，强调“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同时还致力于诗歌大众化、通俗化的推进和民间艺术资源的发掘，这对于现实主义的诗学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当时著名的诗人有穆木天、艾青、田间和臧克家。其中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田间的《致战斗者》、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都是一时名作。20世纪40年代，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诗歌创作特别活跃，优秀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第一部)、张志民的《死不着》、阮章竞的《漳河水》。国统区“七月诗派”胡风等一批诗人以诗歌为战斗武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种种腐朽没落的社会现象，歌唱人民美好的明天。“五四运动”以后，小说创作颇丰。最初显示白话文学实绩的是鲁迅，鲁迅在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把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概括为“吃人”的历史，并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十几篇小说，为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助威呐喊，“使他不惮于前驱”。将“文学革命”的方向从“白话的文学”推向“人的文学”高度的是周作人。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代表的“为人生”、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是对五四“人的文学”观念的普遍实践，有成就的小说作家有冰心、叶圣陶、王统照等。“创造社”作家则走另一条为艺术的创作道路，其中郁达夫成就较高，他的自传体小说《沉沦》，以热烈大胆的情怀，坦露和夸张的陈述、咏叹构成了作品的浪漫主义基调。“左联”的成立促进了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宏大的艺术结构，全景观、多层次地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现实。现代都市文学的创建是继鲁迅刻画国民灵魂之后而做出的新贡献。丁玲、张天翼、柔石、沙汀、艾芜、萧军等也在这一时期初露锋芒。“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同样成绩斐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叶圣陶的《倪焕之》，都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做出了贡献。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小说创作闪耀出光彩，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淘金记》、艾芜的《山野》、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作家努力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逐步结合，他们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村天翻地覆的变革，着力刻画了工农兵新人的形象，著名的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等。散文创作，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和吸收外来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的现代散文，一方面是新思想、新道德的载体，另一方面担负着建立现代文章美学范式的使命。“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促使大量议论散文的诞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短文即属此类作品。鲁迅的现代散文最具批判力量和艺术光彩。从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开始，一直到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展开坚韧的战斗，鲁迅生前写了17部杂文集，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都是玲珑隽永的散文精品。鲁迅之外优秀的散文作家有周作人、朱自清、冰心，他们擅写抒情性散文和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艺术风格也比较多样。报告文学是在现代产生的一个散文新品种，早期作者有瞿秋白、阿英、梅雨等，最有成绩的作品是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这两篇作品被视为年轻的中国报告文学趋向成熟的标志。此外，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徐志摩、沈从文、刘白羽、周而复、丁玲、白朗、沙汀、吴伯箫、杨朔、卞之琳、草明等，都有精彩的散文篇章传世。他们或沉静、或热烈的情感，或写实、或象征的手法，或粗犷、或细腻的笔致，或淡雅、或绚丽的色调，形成20世纪散文的多品种、多风格，使散文园地呈现出姹紫嫣红的繁荣局面。戏剧文学以话剧为主体。“五四”时期即有一批先驱者开始做西方话剧的介绍和引进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话剧团体纷纷成立，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现代话剧创作的戏剧家如胡适、丁西林、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随着新文学创作实践的深入，戏剧家队伍日益扩大，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作，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于伶的《夜上海》、陈白尘的《岁寒图》等。抗战时期历史剧大放异彩，郭沫若后期的历史剧便是其中卓越的代表。其中《屈原》不仅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代表，也标志着现代历史剧的最高成就，形成了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在革命根据地，由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指引，新秧歌剧和新歌剧得以勃兴，贺敬之等人执笔的《白毛女》，是具有鲜明斗争精神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风格的新歌剧典范之作。（二）中国当代文学概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社会格局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也随之发生了应有的变化。人们一般把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称为“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单一、狭窄到复杂、多样的过程。1949年7月，中华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会讲话。会议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路线方针。紧接着，文艺界开展了三次大的思想批判运动。一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二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三是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这些批判运动导致了建国之后文艺界的“左”的倾向十分严重。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又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浮夸风。这一时期的诗歌虽然面临着普遍的艺术困境，但也出现了优秀的诗人。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李季的《玉门诗抄》、闻捷的《天山牧歌》是公认的名篇。李瑛、严阵、梁上泉、张永枚、顾工等也是当时诗界确认的有成就的青年诗人。20世纪50年代以后，戏剧与政治、社会生活的直接、紧密关系，继续得到强调。在五六十年代从事话剧创作的，一部分是五四以来已有建树的剧作家，如曹禺、郭沫若、老舍、田汉、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宋之的等，另一部分是参加了革命战争的戏剧工作者和50年代出现的青年作家，他们是胡可、陈其通、王炼、史超等。这一时期的话剧代表作是老舍的《茶馆》，它无疑是老舍在当代的杰作。新旧社会的对比既是他结构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历史观。文革前夕，出现了戏剧创作的高潮，陈耘等执笔的《年青的一代》、沈西蒙等执笔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等在当时受到评论界的极高推崇，被赞扬为“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传达了时代的脉搏”。196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江青、林彪炮制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实施文化专制的纲领，也给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文艺带来了灭顶之灾。这一时期的文学样式主要是“革命样板戏”。1976年底“文革”宣告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文学新潮不可抑制地开始涌动了。新时期文学在十几年里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路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后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中篇小说的创作最为显著。“伤痕文学”是新启蒙文学主潮形成的开始。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其发轫之作，跟进的有不少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作品虽具有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和揭露性的取材趋向，却可以发挥“使人警醒起来、感奋起来”的社会功能。当“伤痕文学”走向高潮的时候，它自身的发展和深入又导致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反思文学最早的代表作是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布礼》等。许多作家面对“文革”的巨大伤痕，积极思考这历史悲剧的成因，寻找这一历史大灾难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思考必然导致对改革的呼唤，“改革文学”应运而生，成为80年代初期文学的主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看做是“改革文学”的先锋之作，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张炜的中篇小说《古船》、张贤亮的中篇小说《龙种》等也是优秀的代表作品。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潮流，1979年到1981年间达到“高潮”，此后势头减弱，1985年出现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等，这些小说昭示了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一是“寻根文学”，另一是“现代派”文学。前者由一批青年作家发动，其主旨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后者有着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相似的主题：表现对于世界的荒谬感，写人的孤独，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常用象征、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方法。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有的认为是文学的“疲软状态”，是作家“脱离现实”、失去对社会迫切问题的敏感和把握能力所致。另外的看法则认为，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深沉，走向成熟的开端。90年代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之一便是林林总总的新小说争奇斗艳。对传统文化和权威以及文学同现实审美关系的怀疑和消解，构成90年代新小说的共同特征。“文革”后，许多诗人都自觉地肩负起诗歌“重建”的责任。诗歌创作也蔚为大观。这主要由两个诗人群体承担。一是被称为“复出的诗人”群体，其代表作是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另外，还有绿原、曾卓、黄永玉、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牛汉、郑敏、蔡其矫、昌耀等人的创作。另一群体则是70年代末出现的青年诗人，包括雷抒雁、叶文福、傅天琳、北岛、舒婷等。特别是被称之为“朦胧诗人”的青年作者所创作的朦胧诗，在当时文坛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轰动。这些诗是同80年代初期以人本主义为价值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相联系的。在1983年以后，一部分诗人基本上暂停了歌唱，如北岛、舒婷、顾城等；另一部分诗人则转向了较为深入的“文化寻根”的主题的探讨。戏剧(主要是话剧)在“文革”后最初的时间里，创作和演出都十分活跃。80年代初期开始的戏剧探索，在80年代中期达到了一个较成熟和较繁荣的境地。高行健的《野人》，陶骏、王哲东等人的《魔方》，魏明伦的《潘金莲》等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在现代社会与传媒条件下，作为一种古典时代艺术的余脉，戏剧由于对舞台演出这种“一次性”具体时空条件的依赖而变得无法与新崛起的、更加具有超越时空自由的电影、电视艺术进行竞争。80年代散文的发展面临着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文体模式的障碍。80年代初期，巴金、孙犁、杨绛等老作家和张洁、贾平凹、王英琦、唐敏等中青年作家，侧重对“自我”经验的“自由”书写，从对社会主题的呼唤转向对个人情绪、心境的表达，语言和语言方式也追求作家的“个性”。作为“历史”的记忆的“老年散文”，有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纪》等，为反思历史提供了感性的记叙资料。周涛、贾平凹、刘烨园、周佩红等则是在“抒情散文”创作中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作家。一些女作家也常常表现了“抒情性”的特征。“学者散文”是八九十年代散文创作的一个主要现象，如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等是其代表。作为一个文学整体，处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港澳台文学，也是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大陆文学共同构筑了多元共存、共同发展的文学构架。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迁移者的艺术世界。林海音作为乡愁文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城南旧事》等；钟理和作为50年代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同姓之婚》、《贫贱夫妻》等；60年代后台湾乡土文学创作规模宏大，钟肇政、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一批具有乡土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活跃在文坛上，其中以钟肇政的长篇《浊流三部曲》和《台湾人三部曲》最有代表性。台湾现代小说的骄子白先勇的代表作是小说集《台北人》和长篇小说《孽子》。女性文学到80年代蔚为大观，曾心仪、廖辉英、苏伟贞、李昂是其代表。武侠小说作家古龙(台)、金庸(港)、梁羽生(港)也为人所熟知。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也成绩斐然。在现实主义诗歌运动中，纪弦、余光中和洛夫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人。梁实秋是台湾散文界的一代宗师，其代表作是《雅舍小品》。“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余光中的现代散文理论，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革命精神，散文作品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