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失语现象分析

余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曾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余华的作品中以冰冷，没有温度的写作风格著称，充满了思维，暴力，色情意识。他以其独特的直面内心的写作方式在中国文坛成就突出。但是，在研究余华小说时，

1对于女性的描写始终处于我们也发现余华小说的主要人物迄今没有走出男性的视角中心，

被遮蔽的状态。余华曾在谈及自己文学创作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时,说明刻划女性是自己的困难之一。由此,他很羡慕同为先锋作家的苏童,因为“他很能写女性”,尽管苏童“是带着男性的那种眼光去看女性”,而余华“就是连带着男性的目光去看女性”“都有点不明白”。因此,余华在“刚开始写作到几年前”“一直不太敢写女性”。的确,如果留意,我们会发现余华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太少了,常常处于一种缺席状态。2

在女性的塑造中，缺乏深入的人文内涵与丰满的灵魂，也许这与余华的写作风格有关：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塑造会呈现出一种漫画感，而不以细腻的描写见长。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余华作品中忽略的对女性人文意识的描写，及对女性形态的简单归类也是制约他小说价值提升的短板。

一，余华小说中女性“失语”现象的具体体现

（一）余华早期写作中女性角色“失语”现象分析

一方面，余华早期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置于自己的主观臆想中，塑造出模糊神秘充满幻想的女性形象 ，但在美幻的形象下仍然是抽象空洞没有自我意识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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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里的蹈冰者》林华瑜

《余华论》张罗应

在《古典爱情》中中对小姐惠的形象描写如下：

“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在窗框中显露出来。女子怡然自得，樱桃小口笑意盈盈，吟哦之声就是在此处飘扬而出。一双秋水微漾的眼睛飘忽游荡，往花园里倾吐绵绵之意。然后，看到了柳生，不觉“呀”的一声惊叫，顿时满面羞红，急忙转身离去。这一眼恰好与柳生相遇。这女子深藏绣楼，三春好处无人知晓，今日让柳生撞见，柳生岂不昏昏沉沉如同坠入梦中。刚才那一声惊叫，就如弦断一般，吟哦之声戛然而止。”3

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传统爱情的描写手法，对小姐惠的描写是基于男性的幻想基础上，勾勒出充满模糊神秘的深闺中大家闺秀的形象体现了余华写作中典型的男性对女性的幻想和虚构。与此类似的还有《此文献给少女杨柳》里的叫杨柳的少女；《四月三日事件》里的白雪,在“我”的幻境与现实中若即若离；《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眼中的象征妻子的“红蝴蝶”。余华小说中这种“美人幻梦”4的写作手法既不是他的臆造,也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延续于中国文学中情恋性爱主题梦幻式表现的一贯作风,是文学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模拟因

5在这样的塑造下，袭现象,是中国文学原型的现代符码表现。女性很难有最为真实的自我体

现和自我意识的呐喊，一切都在男性意识的主导下被动展现给读者女性的形象。

另一方面，在充满暴力血腥冷酷小说中，余华把女性塑造成为冷血麻木的缺失自我的形象。

《现实一种》中关于老太太的形象和山峰妻子山岗妻子的形象：在山岗与山峰两家一系列杀人事件中，祖母是一个冷漠、自私、萎缩、老态龙钟的老人形象,对于自己两个儿子的互相残杀和两个孙子的先后死去冷漠对待，毫不关心。老太太唯一关心的大概就是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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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爱情》

4 《余华论》张罗应P31 5 《余华论》张罗应P31

“这段的骨头”和“腐烂的肠子”。她除了自己的生死之外，完全不关心自己的子孙如何。关于祖母的叙述中，余华刻意用冰冷的笔调描述着祖母的冰冷麻木，使祖母始终以一个冷酷残忍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没有任何呐喊。在《劫数难逃》中的作者把露珠塑造为一个心理变态扭曲的人物形象，残忍地将东山毁容，并将东山毁容时脸上发出的烧灼的声音当成最美妙的音乐。“她拧开了瓶盖，将小瓶移到东山的脸上，她看着小瓶慢慢倾斜过去。一滴液体像屋檐水一样滴落下去，滴在东山脸上。他听到了嗤的一声，那是将一张白纸撕断时的美妙声音。”在《劫数难逃》中露珠也是极少语言，在压抑扭曲的情境中变态，没有一丝呐喊，失语下的女性将内心的压抑变成了残忍与冷酷。

（二）余华中后期女性形象“失语”现象分析

余华的小说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型，由前期冷酷血腥暴力的笔调开始转向苦难与温情的描写，而且人物与现实的距离感也变近。余华自己说过：

“我以前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我叙述中的符号，那时候我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在只要传达叙述者的声音就行了，叙述者就像是全知的上帝。但是到了《在细雨中呼喊》，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6

以《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兄弟》为代表。在女性的形象塑造中，相较于余华创作前期，女性的形象“失语”的程度开始减少；女性的形象生活化，真实化不断增强；女性角色的距离感减少，但仍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女性的主体意识缺失仍是余华作品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余华后期创作中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传统文化下的“贤妻良母”式女性，传统文化下“”的妓女形象。两类女性形象一直处于男权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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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余华小说新展示>自序》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才出版

抑下，居于边缘地位，被动性和对男性的依附性决定了这类女性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下面具体分析这两类女性形象：

1，关于正面传统女性的形象分析。

《活着》中福贵的妻子家珍，女儿凤霞的形象分析：

家珍代表了典型的传统文化中“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她对丈夫从一而终，依附着丈夫，宽容而坚忍。当家珍还是女学生时被福贵看上后做了福贵的妻子，年轻时的福贵吃喝嫖赌，对家珍又打又骂，文中写道“我对她又打又踢。我怎么打她，她就是跪着不起来，打到最后连我自己都觉得没趣了，家珍头发披散眼泪汪汪地捂着脸。我就从赢来的钱里抓出一把，给了旁边站着的两个人，让他们把家珍拖出去” ；当福贵输掉家产，气死父亲，内心充满了对家庭的歉意对家珍的悔恨，家珍从父亲家中重回到福贵身边，经历着数十年冰冷的苦难人生。虽然文中对家珍的塑造是传统的充满包容与韧性的女性形象，但也很可悲地看到家珍始终处于男权的束缚下，始终以丈夫为生活重心，依附着丈夫，失去了自主性，处于被动的地位。结合家珍婚期是学生的经历，显得更可悲，一个女学生，受着新式的教育，却摆脱不了依附男性的思维，没有自主的意识，显得很可悲。

凤霞是一个哑巴女，从小失去说话发言的能力，只能依靠手语来正常生活。对这样一个女性形象，作者从小就剥夺了她的话语能力，而由她的父母——福贵与家珍来安排她的日常生活。包括对象的选择，也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完成的。当村里队长问福贵是不是该给凤霞找婆家的时候，合不合适也不是由凤霞来判断，而是“我听了以后条件这么好，不相信，还以为是队长在跟我开玩笑。”即使到了家里，也是跟家珍商量凤霞的婚姻的事情，而没有跟凤霞有任何商量。往下直接做的是安排凤霞直接跟万二喜相亲见面与结婚。凤霞的哑巴使她在生活中成为一个失语者，一个人话语直接代表着这个人独特的思想意识、价值

立场与观念等，而凤霞的失语直接导致在生活中难以主导自己的生活，从而依赖于父母与丈夫7

《许三观卖血记》中许玉兰形象分析：许玉兰在父亲的安排下违背自己意愿嫁给了许三观，却为何小勇生下一乐，她承受的是伦理上的苦难惩罚。先遭遇许三观的暴力与背叛，时期又被当做破鞋收到批判与折磨。许玉兰从嫁给许三观开始就是被动的，被侯小勇奸污也是被动的，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许玉兰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哭诉描写，“许玉兰坐在门口大声一哭，把三个儿子从外面引了回来，三个儿子把她围在中间，胆战心惊地看着越哭越响亮的母亲，许玉兰摸了一把眼泪，像是甩鼻涕似的甩了出去，她摇着头说：‘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呵？我一没有守寡，二没有改嫁，三没有偷汉，可他们说我三个儿子有两个爹，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我三个儿子明明只有一个爹，他们们说有两个爹……’”8这里许玉兰的哭泣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自己的呐喊，对自己处于“失语”地位的呐喊，但是可悲的是，许玉兰的哭泣所引起的呐喊效果并不如意，没有维护到自己女性的意识，仍然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就连她的后来的哭泣也被街坊邻里当笑话看，无人理解，许玉兰仍然处于“失语”中。

《在细雨中呼喊》的母亲的形象：“我”的母亲在面对父亲的出轨和将家中值钱的物件都搬到寡妇家中的行为，默默承受这性别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却不敢反抗。直到母亲临终前，“这个一生沉默寡语的女人开始大喊大叫，声音惊人响亮。我的母亲死前反复叫道：‘不要把便桶拿走，我还要用，脚盆还给我……’母亲的喊叫罗列了所有被孙广才拿走的物件。”体现出女性在男权意识下的压抑与不平等，女性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2，关于充满淫欲的“妓女”形象分析。余华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这类女性的厌恶，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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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武风云 《许三观卖血记》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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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丑化她们。

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何寡妇：何寡妇的家就像个“公共厕所“，在夜里都会有男人爬上他的床。与各色男人发生关系满足她的性欲已成为她的日常生活，从年轻时候到年老色衰从没停止过。父亲是勾搭上何寡妇后不但抛弃了母亲还将家中值钱物件搬运到何寡妇家中。在余华笔下, 这女人真是一个寡廉鲜耻的“淫妇”, 除了性, 好像她什么都不需要了。她一出场就是耽于皮肉之欢的荡妇, 身上仿佛与生俱来就有做娼妓的因子,9《兄弟》中后期的林红她由早期年轻美丽的少女形象沦为后期的荡妇形象，在欲望泛滥的年代与浮躁的社会气息，林红由厌恶拼命追求他的李光头到主动投入他的怀抱，沦为“林姐”的形象，金钱与欲望主导了一切，迷失了自我。

女性在以“性”为主导的游戏中出卖肉体满足男人的欲望，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女性的堕落与男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在《兄弟》中，文章开头就林红的一个屁股写了几十多页，全是为了 满足男性的窥探欲望与性欲，到后来林红与李光头苟合后，李光头让林红假装处女满足他的男性意识，女性始终是为男性服务，在余华的写作中，即使是妓女，也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这样一种边缘化的地位，使得女性始终沦落在取悦男性，用肉体换取利益的下场，没有自己的自我觉醒意识。

分析余华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失语”的变迁也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从古典传统才子佳人模式的女性失语到时期苦难下的女性失语，最后到了改革后在欲望潮流冲击下的女性失语。

二，“失语”的总体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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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一个被扭曲遮蔽的群体 余华小说男权意识批判》崔玉香 东岳论丛2006年3月第27卷第二期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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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男性的视角描写女性，使女性依附于男性，致使女性话语权的消失，使女性从属于被叙述的视角，导致畸形的女性发展。《活着》中以福贵的视角叙事；《许三观》中叙事的主要的视角集中在许三观身上；《呼喊》中以“我”这位男性大学生为叙事者；《兄弟》更是以李光头为主要视角。不难发现，在男性意识主导下的文章，女性的存在总是处于附属地位，依附于男性，女性成为文章的一种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推动矛盾的发展。余华用男性意识中几千年里延续的父权文化思想来塑造女性形象，必然会导致女性形象的畸形发展。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华笔下的女性角色可简单地分为几种形象。其中传统文化下的贤妻良母女性角色，如《活着》中的家珍，《呼喊》中的母亲，她们遵守“三从四德”，恪守妇道，自我牺牲，宽容奉献，完全是符合男权意识下对女性的标准。这种女性结婚后变成了丈夫的附属品，没有了自己的女性意识， 即便是《活着》中的家珍，尽管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在嫁给福贵后一心一意相夫教子，遵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点。另一种在传统意识下的“妓女形象”在余华的作品中也凸显出来：这类女性的特点便是违反传统父权规则，淫荡，缺少羞耻感，欲望强，如《呼喊》中的寡妇。余华在描写这类女性时，极尽其丑化其习形态，《兄弟》中后期的林红。在对这类女性的描写中，余华仅仅把女性当成了男性的性意识的启蒙，性的发泄，女性仍然脱离不了为男性服务的角色。失去了话语权的女性以各种异化了的言说方式、借助男性的话语体系试图进入男性的话语圈内，与男性产生哪怕是不平等的对话，足见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处境的尴尬和窘困。不论是复制性言说，还是沉默或异化性言说，女性都必须撇开自己的女性性别立场，以男性的同盟者或附庸的身份进入男性话语系统，因而女性失去了话语权，也就失去了女性的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10

2，女性形象的塑造没有立体性，仅仅是平面化的单一角色，相较于作品中男性角色的血肉丰满，女性角色的塑造只是一种平面的轮廓，细节的缺失，对女性的描写过于浅薄，使得女性自主性的缺失，导致女性“失语”。余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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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叙事下的女性世界 余华小说女性人物论》

来表达——男人的影子。然而，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的两大长处：一是容易辨认，二是容易记忆，在余华小说的女性人物身上并不完全存在。余华小说的女性人物容易辨认却难以记忆，原因就在于这些女性人物仅仅是“男人的影子”，是男人的附庸和传声筒，没有的思想和自我行动的能力。11例如在《呼喊》中， 许玉兰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一出事儿就会蹲在家门口哭的女人，林芬芳就是一个充满肥肉的女人；《呼喊》中母亲就是一个传统文化下“三从四德”的女性的影子；《古典爱情》中；《呼喊》中前期林红的形象只是一个承载男性欲望的“屁股”符号；《活着》中的女儿凤霞从家道中落福贵回家后自始至终都没有发声，结婚难产死亡都是在无声中消散等。在这些形象的塑造中，女性失去了完整的人的特点，丰富的内心冲突戏码，仿佛成了余华叙事故事中一个个仅供展览的简单而单一的漫画形象。

3，女性角色的符号化特征，在对女性的描写中多运用代表女性的典型符号与意象描写，减少女性角色“发声”的机会。《兄弟》中关于林红屁股的符号，将女性视为男性欲望的发泄；《一九八六》年疯子眼中代表妻子形象的“红蝴蝶”意象；对女性名字的描写中，余华一方面用简单的符号来代替，如《世事如烟》里的少女4，灰衣女人这些名词，使个体变得模糊起来，成为叙述者的道具，没有自我；另一方面用直接反应男性审美倾向的名字12，如《活着》中的家珍，凤霞；《兄弟》中的林红，李兰；《许三观卖血记》里的林芬芳，许玉兰，《此外献给少女杨柳》中的杨柳等。

4，对女性的描写极力追求阅读效果而忽视其合理性，不会深入探寻小说中女性角色背后的动因及其内心深处的波澜，使女性无法“发声”，具有缺失自我的空洞性，显得粗俗鄙陋和荒诞。在象征和审美意义上，都展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以及对两性关系的种种要求、想象和描述，使得作者下的女性形象的空洞。《兄弟》中开篇始自一个肮脏的开头：厕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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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叙事下的女性世界——余华小说女性人物论》

《论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武风云 《河南师范大学》 2011年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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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李光头偷开的五尊屁股，并对这五尊屁股进行了数十页的描写。在这里李光头凭借这五尊屁股，可以让自己由营养不良吃得红光满面，后面的叙事中仍然不断与这五尊屁股“藕断丝连”。读者在初读时会感到有视觉的刺激，产生一定的阅读效果，但仔细阅读过后，书中对五尊屁股的描述如“懒婆娘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 ，依旧是余华式简单的人物对话生硬地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故事中离不开暴力，血腥场面和以女性的性符号来刺激阅读视觉感官。这样的大肆渲染刺激感官营养价值却 不大，显得粗俗鄙陋。《兄弟》中母亲自从孙凡平死后便没有洗过头发，当他去在自己临死前去澡堂洗澡出来后，李光头发现他的一头黑发变成了一头白发，这样的鲜明对比，似乎会给读者很大的震撼，但却缺乏合理性，女主人公没有自己的自我意识，没有任何呐喊式的“发声”，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同时也使得作品的描写中显得粗俗浅薄。

5，女性形象被当作一种男性的“私有财产”，女性形象具有物品化特征。

三，对余华作品中女性“失语”现象的原因分析

1，男权思想的根深蒂固，形成男权主义的叙述视角和叙述话语。余华作为一个先锋作家，他的作品形式与理念新颖独特，但是在叙述故事的时候，仍然没有脱离性别对自身写作的束缚。他自己也曾经说到，不知道怎么样写女性，对女性形象与意蕴的把握对他来说是一个难题。传统文化中中男权意识，男尊女卑的观念，女子的三从四德使得女性为男性的附属。余华在写作中总会有意无意透露出这种观念，这对他的写作造成了一定的束缚，同时也使得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不够深入，抑制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崛起，因此不能够深刻表达出对女性群体生存的关注和思考，这是余华自身的不足。他在书写女性形象的时候一大特点就是背后以传统的男性观念为支撑，来表达对女性的一个理解。也就是仍然局限于男（强）——女（弱）这样一种男子中心主义的观念之中。这种男权的叙事视角决定了他

对女性的形象塑造和价值定位。13

2，余华自身的生活经历对其写作的影响。

余华出生于医生家庭，父母都在医院中工作。据余华的自述，在余华的童年时期，父母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照顾他和哥哥，家庭中既没有姊妹，又缺少母亲的关爱，经常被关闭在狭小的屋子里，又失去了与其他异性伙伴接触的机会，因此在余华的早年经历中一直存在着“女性的缺席”——这样的认识性缺憾，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性别观念以及小说创作。14

余华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15

在余华刚开始上学时候，有关于女性教师的描写：“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16

因此，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对女性有着阴影，同时存在着女性的“缺席”，形成了他写文章时对女性的一种束缚性的认知，也影响了余华作品思想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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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武风云 《河南师范大学》 2011年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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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叙事下的女性世界 余华小说女性人物论》P30

15 余华《余华作品集 III·自传》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382页 16 余华《余华作品集 III·自传》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383页

另一方面，余华对于写作的观点也影响他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写道：“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就是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任务是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词语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抑郁等等。”17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为什么会呈现出平面化，符号化的特征。很少地去刻画人物，从而时女性角色自身“失语”。

3，传统文化下文学作品的传统写作模式的影响。

我们传统的文学作品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传统文化模式下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的影响造成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同时叙述者以男性为主，叙述视角也基本以男性为主，一切叙事围绕男性的思想与创作意图展开，。在我们的传统的文学中，充满对男性文化的崇拜，将女性视为个人的私有物品。如中国古典文学中不乏才子佳人，三妻四妾的文学写作模式；《金瓶梅》中西门庆为满足自己的淫欲，不断将异性占为自己人；即使是《红楼梦》这样一部描绘女儿情的大观园生活，也是一种男性中心的叙述视角，虽然对女性有赞美之情，但仍然脱离不了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在先锋文学创作中，也不缺乏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的作品，非常具有典型性的是苏童的《妻妾成群》，直接反映出这种皇帝婚姻情结。在余华的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将女性“失语”的特征更明显地凸显出来。18在古代，最高的统治者皇帝可以名正言顺的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在古代史书、作品和传说中都可以看到。评论家张清华把它命名为“皇帝婚姻模式19”，以反映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菲勒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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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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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作品》余华

《论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武风云 《河南师范大学》 2011年P32

19 张清华.当代文学中的皇帝婚姻模式——一个男权主义的批判视角[M].小说评论,2000,(3):22-23 20 《论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武风云 《河南师范大学》 2011年P32

余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的生存状态，但她们在生活中仍处於弱势地位，话语权仍然不够。虽然余华在创作中后期，对人物的塑造开始贴近生活，回归理性，但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仍然不够深入，没有从女性的角度去探寻其思想与根源，这也制约着余华作品思想的高度。青年批评家姚晓雷在名为《余华——离大师的距离有多远》的文章中认为，“余华离大师的距离，是一个仅有优秀艺术感觉的作家离思想家的距离。真正的优秀作品是需要作者的艺术感觉和具有一定历史背景的思想穿透力同时介入的，并非简单的表现作者的人生观、哲学观就可以回避过去。”21

一个伟大的作家应充分认识到不同角色的精神诉求，我们期待余华接下来的作品，会更加注重女性的角度，塑造出具有意识的女性形象。

21姚晓雷.余华——离大师的距离有多远[J]南方文坛，20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