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科技文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

王 斌

[摘要]对比近现代中西方科技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我国没有像西方先发展国家那样经历过科技理性对人文环境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长期被动地服从于政治体系,科学技术没有很好地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反过来科技系统中又缺乏文化动力。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建构,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因此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推动科技与文化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西方;科学技术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王斌,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49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2-0068-04

西方科技迅速超越中国是从近代开始的,近代以来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试图嫁接西方科技文明改造落后文化,但最后在中国真正兴起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对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缘起进行比较,可以从历史的维度深入探究文化形成的原因,寻找文化与科技良性互动的途径。

一、文化力量开启西方近代科技革命

(一)非职业化的科研人员及其使命。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结束,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思想革命,出现了文艺复兴,整个欧洲的文化氛围发生了质的改变。人们要求恢复希腊文明的理性光芒,摆脱神学的制控,揭示出客观真实的太阳系结构,消除迷信,掌握自己的命运。许多学者都带着这种文化赋予的使命积极地进行科学研究,而科研并非他们的职业,只是业余的精神追求。以近代经典力学的奠基人牛顿为例,他早年在家没有任何工作,只是出于兴趣研究二项式定律和流数问题,做一些光学实验;后来牛顿任剑桥的卢卡斯讲座教授,但他讲授的是数学而非他正在潜心研究的力学;在此之后,牛顿担任了铸币局的总监,这个职业更与他的科学研究无关了。类似牛顿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是普遍存在的,例如美国的富兰克林(1706—1790年)从事电学研究时的职业是印刷工;法国的拉瓦锡(1743—1794年)进行化学研究时的社会身份是税务局长。

应该说在17—19世纪是没有“科学家”这个职业的,具有各种身份的自由思想者,没有受雇于任何功利事业,为了个人追求客观真理的理想去探究宇宙的奥秘。无数个“业余”科学爱好者在文化力量的驱使下积极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会推进人类观念的转变,出现了科学主导的文化,对科学的信仰促成了机械力学的技术化。18世纪英国纺织业成为这种转化的最大受益者,飞梭、滚轮式纺织机、珍妮纺织机、滚筒纺织机、骡机等机械化改革使生产率急速提高。人类并不满足于这些,他们开始思索人力解放的问题,工匠出身的瓦特依据前人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终于在1782年研制成功了双向动作的改良蒸汽机。这种蒸汽机可以把直线运动转化为连续均匀的圆周运动,这样便可以通过特定的传动装置带动几乎所有的机器运转了,从而为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动力机,实现了一次能源革命,带动了机械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

(二)科技发展的文化动力与科学对文化的改造。对于上述史实,学术界认为在那个年代新技术的产生多基于工人、工匠自身经验积累,这反映出当时技术发明者的非职业化,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工作而非发明,但他们进行发明研究的动力是什么呢?在没有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仅仅能解释为兴趣,但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同时勾起这么多人在技术发明上的兴趣呢?跟科学的突破一样,是文化氛围造就的,只是这种文化是被科学改造过的,具有更强的指向性,那就是掌控自然,解放自己。

文化使科技研究与探索成为一种时尚,却无法使它成为一种集体协作与交流的行为,这一时期进行科研的自由学者是无组织的,他们的科研活动是自发性的,就科技产物而言,都是个人聪明才智与文化理想的结合。

二、西方科技文化的经济和政治功能

(一)科技文化释义。西方近代启蒙文化推动科技发展以后,科技成果同时也在改造文化,被科技改造后的文化就是科技文化,它又会反作用于科技,同时去影响经济和政治。科技文化与未被改造的文化相比,它们对经济、政治的作用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就科技系统独立存在的意义而言,它的经济、政治功能与科技文化的政治、经济功能也应该被加以区分,这样有助于我们认识科技通过文化渗透产生的积极长远的社会效应。 (二)科技文化的经济功能。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后。科技作为生产力的地位迅速上升,并且越来越重要,科技成果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这有力地影响了科技人员的心态,许多科技人员受到经济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驱使,经济效益成为评价科技成果的重要标准。但

是,科学技术树立的那种追求真理的文化品质,以及它带动起来的民众崇尚科学的精神氛围,代表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超越了经济的局限性,并不断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1900年成立的诺贝尔基金,用于奖励世界上在科学、文化与和平事业中最有成就的人,迄今为止,诺贝尔奖已成为科学家的全球最高荣誉。诺贝尔奖是西方科技文化发展的产物,获奖者都为人类作出过杰出贡献,并由此奖而成为世界的偶像。诺贝尔奖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分析百年诺贝尔自然科学三大奖项,其中重大科学发现占59%,重大理论突破占23%,重大技术和方法发明仅占18%。美国在这100年间共有204人次获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占获奖总人数的44%,位居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英国和德国。仅这三个国家的获奖人数就占了获奖总人数的71%。诺贝尔获奖数量上的优势反映了一个国家科技文化的资源优势,美国的这种优势在美日经济竞争中显示出巨大威力。

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政府的扶植下,开始进行经济的重建工作,从1950年到1975年,日本引进的26000项技术中有60.7%来自美国。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协调各方力量以企业为科研中心,扩大产品的科技含量,占领国际市场,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开始保持顺差,80年代两国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处于被动地位的美国开始限制对日科技输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日本科技缺乏基础科研领域内的创新性推动,而这种原创性的科技更新并非政府决策能够完全预见的,也非巨额科研经费的投入就能促成的,它需要一种文化的驱动,这种文化是一种以科技突破为最高荣誉的精神。当日本还沉醉于制造技术的开发与改良时,美国突然在20世纪90年代给人类带来了信息科技,它充分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各种属性,将信息以光速传播,改变了人类原有的时空观念,而信息的无所不在,又使信息科技全面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美国凭借在信息科技上的绝对优势,占据了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 分工的顶端,而日本在信息科技领域却落后欧洲5年,欧洲又落后美国5年。

(三)科技文化的政治功能。日本作为一个相对后发展国家虽然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发展优势,但其文化系统中缺乏对科技主体为满足心理、精神需要进行创新活动的认同,而这种表面上是科学家个人精神享受的科技探索活动,会成为扩大至整个社会的人类价值创造活动,它不仅包括经济价值的创造,还包括政治价值的创造。欧美先发展国家形成的自觉追求科技理性的文化惯性,使其社会成员将科学技术的客观性、逻辑性内化为一种性情,将科研活动中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转化为集体的品质。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反对教条、不迷信偶像,强调在事实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必然推进政治的民主化程度。即使这种文化在非常时期被压制,也会很快得到恢复,并成为修茸政治过失的重要资源。比如二

战以后德国政府和民众对其战争罪行的深刻反思,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技文化持久的正面价值。相反,日本对其战争罪行却含糊其词,甚至完全否认,日本官方和民众的这种态度是有着深刻文化原因的。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把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概括为“耻感文化”,它主要基于对“蒙受耻辱”的惧怕,依赖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而这种外在的威胁因素往往是不固定的。日本的“耻感文化”源于封建武士道精神,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进一步刺激了其民族自尊心,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在维护民族尊严的使命驱动下发展。二战结束前的日本一直保持着二元制政体,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改革,嫁接各种西方制度,虽然被改造的日本社会体制容纳了西方科技,但只被用来武装战争机器,实现工业化,其文化内涵并没有被科技文明所改造。二战以后麦克阿瑟对日本政体进行民主化改革,但只是增强了日本人的参政意识,并没有触及日本人灵魂深处盲目极端的自尊。日本在战后大量引进、改良西方现代科技成果实现了经济飞跃,其文化动力依然是恢复民族尊严的感召,西方科技文化中的自我批判意识并没有融入其民族心理,所以至今日本全民族对待战争罪行依然态度暧昧。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近代缘起及其对科技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的时代背景。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山地岛国,这种自然地理状况使列强认识到对其殖民的成本高于收益,进而对其失去了兴趣,外部压力的缓解为日本能够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崛起提供了机会。然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却因地大物博、政治腐朽被列强与日俱增地压榨、盘剥,在中国学习西方的种种救亡图存的经济和政治实践都宣告失败后,进步人士逐渐认识到深层的文化弊病。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用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来改造国民性,推翻陈腐的封建宗法礼教。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时期达到了高潮,此前毗邻中国的俄国刚刚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潮向东方转移。19世纪的三大发现即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和必然性,并以此为前提来探寻人类的解放。“五四”时期民族危机严重、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阶级矛盾尖锐的中国,迫切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内容去涤荡陈腐的精神世界。

(二)俄式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但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逐渐因俄式革命胜利的示范作用而苏俄化,并且把俄式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式上是存有很大分歧的,当十月革命到来时,第二国际中的理论家考茨基对这次革命实践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较为极端和激进的理论与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结合,俄国的革命只是满足了俄国无产阶级主观的心理诉求,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前提,俄国只是一种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考茨基的论调导致了1918年他与列宁的决裂,列宁主张先利用激烈的阶级斗争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再创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条件。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的官方学说,而苏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强调主观能动性和阶级斗争,这是因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不具备客观物质条件下进行的,建设社会主义主要依靠精神资源,要保持资源的党性就要不断地净化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俄国革命前列宁与考茨基的论战反映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分歧,提醒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要批判其他观点,建立统一的思想基础。1949年的中国也在不具备客观物质条件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而且早在“五四”时期就围绕马克思主义开始了论战,相似的历史境况加之苏联的示范,中国也建立了类似的政治文化。在不具备客观物质条件下,领导人求助于精神、意志和无休止的斗争,以期通过对反对者实行专政或者改造他们的思想,人为地“造出”一个理想社会来,后来甚至想以思想力量来取代物质力量。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反“右派”运动,从“四清”到十年“文革”,政治运动主导着中国文化的主旋律,超脱政治的任何自由意识都被认为是违法的,科技人员的学术观点必须与官方科技规划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视为政治立场上的异类。

(三)科学技术全面政治化的社会后果。

政府干预和包揽一切科技活动,科技自身的发展规律完全被政府的主观意愿所取代,这是苏联和中国高度国家化的科技体制的共同特征,它使科学技术沿着一条畸形的道路片面地发展。比如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的生理学和医学比较发达,产生过巴甫洛夫和梅奇尼科夫等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十月革命以后的80多年里俄国的生理学和医学领域再没有出现过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科学技术被完全纳入政治体系后,产生了两个影响至今的消极文化后果,一是官僚主义思想被强化,今天大量拥有理工科学位的博士和硕士挤入公务员考试的行列中,足见社会成员对官僚权位的认同;二是科学技术被庸俗化,集中国力造就的科技成果被解读为群众运动的功绩,在毛泽东时代国家未来的信念被完全寄托于“没学问的人”和“文盲”的实践经验及革命的自发性,知识无用论盛行,知识分子遭到全面批判,民众狂热地满足于呐喊毛主席语录,他们的精神生活被一种新的迷信形式所制控。当十年浩劫过

去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对领袖个人崇拜的淡化,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开始恢复,可是正处于经济上升时期的中国,其社会成员面对收入的分层,应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呢?有人选择物质价值,有人选择功利尺度,科技从业人员被这种社会风气挟裹着浮躁起来,许多人弄虚作假、急功近利、商业炒作、夸大成绩,科学技术的社会功效被严重削弱,同时各种形式的封建迷信活动又沉渣泛起,蛊惑人心。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时反馈这种社会信息,调整领导方针,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要求我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号召民众要“以崇尚科学为荣”。

(四)积极推进科技与文化的互动。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提出文化战略,是为了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因为文化的缺陷最终会牵制政治和经济发展,而我国现在的状况是文化与科技缺乏良性互动,一方面科技系统中缺乏文化动力,另一方面文化系统中又缺乏科技内涵。文化虽然不是抽象的,但也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何况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扬弃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过程中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因此融入科技理性的文化才能保持和谐状态,而文化的发展又要求科技进步提供新内容,这就是文化对科技的推动力。西方科技中心的出现都以文化突破为先导,像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宗教改革、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哲学变革、美国开国后的思想解放。这些文化开启的科技张力,为这些国家在今天的世界科技竞争中抢占原始性创新的制高点提供了持久的能量,而科技竞争中的优势又可以转化为经济和政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