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的混杂性

倪蓓锋

【摘 要】Hybridity reflects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The objective and universal existence of hybridity in translation is illustrate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hybridity of translator identity establishe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giving the translator initia tive. It is justifiable that hybri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play an effective role fighting against cultural coloniz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i dentity of weak culture under post colonial context. Hybrid strategy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s summoned by the age of glo balization. Hybridity, a normal result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foreign and local culture, presents a common pursuit for difference and pluralism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 discussion of hybridity will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混杂性是翻译的本质特征。全球化时代，翻译的混杂性是一种客观的普遍存在。译者身份的混杂性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位，赋予译者能动性。翻译策略的混杂性是重塑民族文化身份、抵抗文化殖民的有效途径。全球化时代要求异化与归化的有机结合，即翻译策略的第三条道路。混杂译本是全球化趋势下的自然结果。混杂性是翻译中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对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诉求。对混杂性现象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00)001 【总页数】3页(P153-155)

【关键词】全球化;翻译;混杂性 【作 者】倪蓓锋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507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315.9 一、引言

英文hybrid一词17世纪开始运用于生物学领域，而该词使用范围的跨学科性使其迅速进入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领域，并最终为后殖民理论家引入后殖民文化研究。后殖民文化研究大师霍米·巴巴(Homi Bhabha)［1］认为混杂性(hybridity，我国学者多数译为“杂合”)是殖民权力生产力的标志，它表现出所有存在于被歧视与压迫场所中的必然变形和置换。另一后殖民理论大师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2］认为混杂性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后殖民理论关注混杂性背后的权力运作以及混杂性对特定弱势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便抛却后殖民主义视角，在翻译成为文化沟通与交流的桥梁的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的这种混杂性仍具有普遍意义。文化交流的存在就决定了混杂性的存在。混杂性是一种现象，无处不在，是翻译活动存在的基本形态。混杂性体现在译者身份方面，而混杂的翻译策略、混杂译本与混杂文化则是翻译的必然过程与结果。混杂性与翻译紧密相关。混杂性是翻译的本质特征，也是翻译的普遍现象，并对全球化下的文化平等交流与共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翻译的混杂性

(一)译者身份的混杂性:文化传播者与爱国者的凸显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居于核心地位。译者身份的混杂性是指译者不是某一种单一身份的扮演者，译者身份并非孤立、断裂，在同一翻译活动中，译者实际上同时具备多种身份。笔者认为，译者身份具有多重性，译者既是读者、研究者、作者、改写者，也是调解者，更是文化传播者。［3］

译者首先是读者，而且是对原作理解透彻、深刻、完整的读者，是对原作有传达责任的高素质的读者。译者必须同时是研究者，具备研究能力与严谨的治学态度，能对原作的作者、原文、前人译本等进行独立的相关研究。作为构建译本的译者还是作者，具备作家的多种素养，尽管他的创作受到原作的限制。自勒费维尔(Andre Lefevere)(1992)提出翻译即对原文的改写之后，译者的改写者身份才得以名正言顺的显现。译者受到目的语文化中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方面的影响，译者的改写者身份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全球化时代的翻译活动是不同文化冲突和对话的过程，译者的文化调解者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文化差异和冲突，译者的文化调解是让译文读者欣然接受新文本的关键因素。翻译，就本质而言，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译者自然就担负起文化传播者的职责来。自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提出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以来，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者如霍米·巴巴等意识到翻译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译者能批判性地进行文化干预，充分认识具体翻译历史背景下的权力、政治关系，运用特定的翻译策略确实能推动特定的文化政治议程。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使其以本民族文学、文化为价值取向从事翻译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者已然成为爱国者。译者在利用翻译活动塑造和重构自身文化身份，争夺话语权、生存权以及发展权，实现自身文化非边缘化的过程中，无疑扮演了爱国者的角色。全球化时代，译者担负起传播、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责，因而成为一个爱国者。

显然，单一的身份已无法全部写照全球化时代译者的身份。译者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上，他的调解者、文化传播者以及爱国者身份得以凸显。当然，译者的多种

身份并不是单独孤立的，而是一个相互交融的辨证统一体，是多种身份的统一。 (二)翻译策略的混杂性:第三条道路

翻译策略的混杂性是指介于归化和异化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或者说是除了了归化、异化外的第三条道路，是在“异质”和“同性”之间寻求的一个统一与和谐，以消解强势弱势文化对立，取得文化认同的明智之举措。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早在1813年就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翻译研究中翻译策略的论争似乎一直悬而未决。尽管研究的视角不同，论证方式也多样，得出的结论却总是二元对立的极端。殊不知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全球化语境下早已融入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背景下的考量。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更是一种文化政治实践。帮助殖民者散播意识形态以及话语权力的归化翻译策略为后殖民理论家指责和唾弃后，后殖民理论家呼吁给翻译重新定位，让翻译成为一个抵抗和转化的场所。韦努蒂(Venuti)提倡异化为抵抗式的翻译策略，通过引进他者文化的异质性，冲击文化帝国主义，重塑弱势文化身份，以策略性地颠覆文化霸权。异化策略尊重并彰显文化差异，促进本土文化的良性发展，抵制强势文化侵略，力求改变弱势文化的失语状况，重塑自身文化身份。而实际上，过度的异化导致阅读困难，颠覆译语规范，冲击译语文化，也难逃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文化殖民的命运，只能导致拔苗助长而适得其反。盲目的异化会削弱阅读的乐趣并破坏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而本土化策略虽有助于译文的接受，却与追求和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及多元化背道而驰［4］。因此，真正实现对强势文化的抵抗，纯粹的归化或是纯粹的异化皆不可能，翻译策略必然具备混杂性。后殖民理论家拉斐尔(Rafael)［5］认为混杂性的翻译策略似乎是更为有效的抵抗手段，他对一定程度上原文差异性、异质性的传达以及译本的混杂性持支持态度。

混杂的翻译策略的运用强调具体的历史语境。所谓历史语境，是自身文化所处的实

际情况与具体需求。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文化的优劣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翻译时，采用异化引进原文中的优秀文化部分，催生自身文化的创新资源;对落后的文化因子则予以归化，摈弃对自身文化的毁灭性破坏。翻译策略的混杂性作为第三条道路批判性地吸收他者文化，能够扬长避短，赋予译者采用辨证的方法处理不同语言文化间的特性，凸显了文化异质性、使目的语得以优化的同时又能对文化霸权进行抵制。翻译策略的混杂性实际上和吴南松［6］提出的“和而不同”原则异曲同工。一方面，译文要与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有所不同，即译者要在翻译中向源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靠拢，尽量保持源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即保持所谓的“不同”;另一方面，译文又不能偏离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太远，不能超出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所能容许的“不同”程度之外，即保持所谓的“和”。 (三)译本的混杂性:多元文化的催化剂

翻译策略的混杂性进一步使翻译结果即译本标上混杂性的记号。正是由于翻译采取了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才导致了混杂文本的产生。全球化的挺进与跨文化交流的趋势使得混杂文本成为潮流所趋。哲学解释学和对话理论揭示，只要有语言文化的交流、碰撞，就必然会有杂合的现象;只要是文学翻译，就必然产生杂合的译本，不存在完全的归化或异化［7］。杂合是文学翻译译文一个本质的、普遍的特征［8］。1995年，莎夫娜(Christina Schaffner)和阿黛柏(Beverly Adab)［9］首次提出混杂文本(hybrid text)的概念。我国学者韩子满［10］进一步明确混杂文本的定义:译文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来自原文的语言、文化或文学成分，而且这些成分都是目的语文化中所没有的，如一些新异的词汇和句法，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意向和观念以及目的语文学中所缺乏的文体和叙事手法等等。这一定义突出译本中原文差异的保留，而本文的译本混杂性更强调译本的“第三种状态”:异质同构的译品是一种阶段性杂合，是文化重构中显示出的不仅异于原语文化，而且异于目的语文化的一个崭新的译品［11］。因此，所谓混杂文本是指两种语言文化

杂合而成的翻译文本，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合体。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混杂译本是最恰当的交流方式。

具备混杂性的译本丰富了目的语文化的文学样式、文学手段以及表现手法，传递出介于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第三类语言:“第三类语言”是一种独特的翻译语言;它以译入语的语言要素为建筑材料，但是又不同于规范地道的译入语;它力图在译语读者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传达原作中所体现出的语言文化差异性，以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特别是推动译语文化发展繁荣的目的［12］。译者吸收源语文化的异质性，并经过目的语文化规约的修正进而形成译本的混杂性，使译本具备异质性与可接受性两个特征，这正是翻译语言的本质特征。混杂文本的形成显然有助于传播源语文化，也丰富了目的语文化的文学样式、文学手段以及表现方法，有助于目的语语言和思维的革新。

(四)文化的混杂性:全球化背景下的正确文化观

要想在文化交流中保持各自文化的纯粹性是不可能的，借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当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接触时会存在一个“第三空间”。文化间的密切交流，使得构成文化身份的基本要素，如语言、习俗、人的思维方式、心理过程等都将不可避免的染上他种文化的色彩，变得含混、不确定，呈现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杂交性［13］。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实践必然会对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带来诸多变化与影响。任何翻译都会顺其自然地向目的语输入一种文化他性，对目的语文化造成冲击，进而产生文化的混杂性。因此，混杂性是翻译中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必然产物。文化的混杂性是指全球化时代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具备多元文化特性的文化混合体，体现了文化间的妥协与融合、理解与共存、和而不同的状态。

文化的混杂性决定了对纯粹的、绝对的、静止的民族文化的摈弃，势必建构流动性的、复合性的文化。斯奈尔·霍恩比(Snell Hornby)［14］宣称，混杂化是当代世

界的特征，也是人们积极充分利用跨文化交际的结果。一种文化被引进后，往往不会再按照原来轨道发展，而是与当地文化结合，产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辉煌的结果［15］。翻译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不同文化的交往，并进一步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混杂性不可避免。

文化的混杂性不仅是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现状的客观描述，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对平等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诉求。文化的混杂性使得文化不断得以更新和丰富，进而具备强大的生命力。一种文化保持自身文化凝聚力的同时，积极吸收他者文化之精华，定能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中争得一席之地。文化的混杂性不仅沟通了普遍性与共识，更重要的是通过移植异质性促进了自身文化对他者文化的借鉴、吸收以及容纳。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混杂性体现了文化的开放性与渗透力，包容性与容纳性的本质特征，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念。文化的混杂性是世界文化多元互补格局的重要特征，也体现了翻译对于文化传播、推动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重大意义。全球化浪潮触发了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认可并推动文化的混杂性是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正确文化观。 三、结语

全球化的到来使得翻译这一文化交流形式更为重要。混杂性是全球化时代一种客观的普遍存在，是翻译的本质特征。译者应明确文化自主意识，走翻译策略的第三条道路，担当起传播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维护民族身份的重担。当前全球化语境下，片面强调归化或者异化都具有危险性。翻译的混杂性特征向我们突出了译者的文化传播者和爱国者身份，展示出翻译策略的第三条道路，进而向我们呈现出译文中的第三类语言、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的第三类世界。我们中华文化要对翻译研究中的混杂性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并将混杂性思想运用到文化建构上来。和而不同应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正确趋势。认可文化的混杂性，积极吸收他者文化的异质性，同时弘扬传播自身文化独特性，是保持人类文化生态的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对混

杂性现象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将翻译研究向纵深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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