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

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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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安　其　

［提要］语言接触对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演变有一定的影响。语言区域性特征往往是古代的某一类语言或方言的底层的表现，语言联盟这样的归纳不能代替发生学分类。汉语方言先喉塞音的分布与古百越民族的分布相当一致，是侗台语语音底层的表现。文白异读中文读声类和韵类的变化不是语音的借用，是模仿。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的认识始于十九世纪。施莱赫尔的学生史密特（Johannes Schmidt）为了解释印欧语系任何两支语言之间都能找出特殊的相似点，而在地理上相近的语支相似点最多这种情况，提出“波浪理论”。他说，不同的语言变化像波浪似地散播在一个言语地域，每个变化可以在这个地域的一部分彻底完成，同先前被另一变化所渗透的部分并不平行一致。一波一波地回荡的结果形成了同语线。另一方面，当时的学者不能解释标准语表现出来的语音的不规律的现象，推断标准语是混合的，希望到远处的乡下去寻找符合规律的语音对应。但调查的结果使他们感到失望。因此方言地理学提出：“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并以此与新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口号相对抗。

索绪尔把与语言有关的因素区分为“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认为语言的“外部要素”不触及“语言的内部机构”而予以排除。他说：“至于内部语言学，情况却完全不同：它不容许随意安排；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①梅耶说：“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用比较方法来建立一些语言的历史，是因为我们确信，每种新的系统都应该从一种单一的系统出发来解释。”②20世纪下半叶，语言接触的研究不仅仅关注接触的结果，还关注其过程。主流派肯定混合语的存在。③社会语言学在研究社会因素对语言结构演变的影响，“外部要素”不再排除在外。

一 历史语言学中语言接触的研究

语言接触已成为历史语言学主要内容的一部分。如剑桥大学1977年出版的《历史语言学》 本文为2003年11月在广西大学召开的“语言接触和语言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言的修改稿。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6页。 ②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9页。 ③

美国暑期语言学院编的《民族语言——世界的语言》（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988,1995, 2000）说明了全世界数千种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和系属情况，附录中以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为名列出的有68种（1988）。提到与中国有关的只有澳门葡萄牙克里奥尔语（Macanese, Macao Creole Portuguese），产生于澳门，已不在澳门使用，在香港有数千人使用。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把五屯话、五色话和雅江倒话等视为混合语的报道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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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odora Bynon）一书的上半部分讨论的是“语言发展的模式”（model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下半部分讨论的是“语言的接触”。①1996年英国学者R.L.Trask出版的《历史语言学》中的一章，题为“接触，语言的生和死”（Contact and birth and death of language）讨论语言的接触。

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对纽约曼哈顿本地口音居民语音的调查基础上分析了car、four、board 这样的词一些人的口音。有的带-r-。有的不带-r-，或用-h-代替-r-。调查表明是否带-r-口音与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他把这些人分为两个年龄段：40岁以上的和18－39岁的。社会经济地位分为四等。在40岁以上人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不带-r-，中高阶层的只有10％的人带-r-。18－39岁的人群中，中高阶层的100％带-r-；社会经济地位低的阶层和中等偏低的不带；工人中只有百分之几的带。用-h-代替-r-主要是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年龄的因素不很明显，60岁以上的更多一些。拉波夫把不同社团方言的语音系统称之为一个语音系统中的变体单位（variable units）。③这种变体实际上是不同社团方言的差别。

徐通锵先生在他的《历史语言学》中在指出“变异成分的变异和音系结构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之后又说：“语言的变异，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是介于语言与非语言、语言中变与不变之间的一种边缘现象，在语言的共时状态中是无序的。”④语言是地域方言、社团方言的集合。语言的系统只能以某一种方言为代表。不能以语言的名义否定社团方言的独立性。徐先生解释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时说：“文白异读是因方言间的相互影响、互相渗透而在系统中形成的叠置式变异，通过‘竞争’实现语言的演变”。“语言中叠置着不同的方言系统，说明语言内部有方言差异；它的演变方式不是‘变化’，而是‘竞争’，体现语言间横向的互相影响。”⑤其实每一种方言，即使是很小的社团方言有它自己独立的系统。　

语言接触时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混合语（mixed language）或叫做克里奥尔语。洋泾浜语（pidgin）⑥是“目标语”（target language）洋泾浜化（pidginization）的结果。洋泾浜语成为一些人的母语，它的语法和词汇才能完整，成为克里奥尔语。⑦克里奥尔语常常以某种（或几种）语言的词汇为词汇，以另一种语言的语音和语法为其语音和语法的语言。如，菲律宾的查瓦卡诺语（Chavacano）是以菲律宾语的语法为一方，西班牙语词为另一方；斯里兰卡的克里奥马来语（Sri Lankan Creole Malay）的语法是斯里兰卡摩尔泰米尔语的，马来语的词汇；⑧吉普赛人的罗马尼语（Romani），印地语的语法，词汇来自欧洲不同语言；爪维语（Javino），爪哇语语法， 下半部分中除了对印欧语中有关语言接触的研究史的叙述， 还有如：“语言变化的社会诱因”（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language change），“语言的借贷”（内容包括“词的借贷”“语法的借贷”“借用的限制”“双语和语言间的干扰”“语言区”“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等），“语言和史前史”（内容包括“语言的类型和历史”“语言年代学”“构拟和史前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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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波夫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③

《拉波夫语言学自选集》，第64、65页。 ④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0页。 ⑤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378页。 ⑥

该词据说来自于英语business的汉语读音，或者说是英汉洋泾浜语的说法。参见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257。 ⑦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258. ⑧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Eleventh Edition, Barbara F.Grime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c. Dallas,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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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词汇；波丢语（Petjo），马来语语法，词汇来自荷兰语。最近报导的四川雅江倒话是以藏语的语音和语法为其语音和语法，以汉语的词汇为词汇的混合语。　

有的学者认为克里奥尔语进一步与目标语接触，可经历“去克里奥尔化”（decreolization）。②

既然今天的克里奥尔语能够像其他语言那样地存在，语言除了来自方言的分化外，还可能来自于古代的克里奥尔语。③

也有学者提出既然汉民族是不同民族融合形成的，为什么汉语不能是混合语？这就涉及汉语史的研究。上古时期差别较大的是函谷关东西两侧的不同方言。汉时为较为一致的方言所覆盖。晋代以后逐渐形成南北方言差别较大的格局。由于长江以南地区古代分布着侗台、苗瑶及南亚和南岛的语言，汉语传播到南方后，吸收了一些这些语言的成分（我们不能把后来进入汉语方言的词作为发生学关系的证据）。没有什么语言不从其他语言借词。现在我们还没有古汉语是混合语的证据。民族的形成和这一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的来历完全是两码事。 现代分支众多的语言，它们的祖语大抵是古代不同部落共同采用的“普通话”，如古拉丁语原本是拉丁部族的语言，随着罗马人的昌盛在地中海地区广为使用，其中的通俗拉丁语分化为今天的拉丁语族不同的语言。古代的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和南岛语，今天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图语（有真假之分，假莫图语是不同部落之间的交际语），菲律宾的他加洛语等都是如此。

汉语普通话来自明清以来的官话，是官场、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社团方言。分布在台湾的普通话称为“国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规范普通话的原则。普通话作为一种方言独立于北京话之外，不是规范出来的。北京人讲的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语音上有所不同。如，儿化韵有所不同，轻声的表现不同。普通话的语法与现代白话文的也略有不同。书面语所反映的通常是过去的口语。④如英语、法语、藏语和蒙语等书面语的文字能反映较久前的读音和形态的形式。当书面语过于脱离口语时，就会出现书面语向口语靠拢的改革。同一时代的口语和书面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也互相影响。

“现代白话文著作”是书面语，不是口语。书面语有文学作品、公文等不同形式。鲁迅时代的白话文语法较大程度上受翻译作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著作的用词和语法已有一定的变化，多数作品还是带有文言文的某些特点。

语言区（linguistic area）是有共同特点的相邻语言构成的语言群的分布区，它们的区域

性特征（area feature）是由语言的接触造成的。这个概念最初是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伊在1928年提出来的，后来或称这样的一群语言为语言联盟（language association）。也就是说，语言的分类除了基于承认一群语言来自共同祖语构成一个语系的谱系分类外，还可以基于语言的区域性特征的分类。⑤

李方桂之后对汉藏语的发生学分类冲击最大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白保罗（本尼迪克特）把印尼语与卡岱语（侗台语）放在一起构成语言联盟的设想。白保罗以语言 Notes on Linguistics,Feburary 1997,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R.L.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319. ③

R.L.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317-319. ④

例外的是现代希伯来语，是书面语的复活。 ⑤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245, 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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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guage contact brings about affections on the systems of sound, grammar and words.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area always come from the substratums of some ancient languages or dialects.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union cannot take the place of the 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as some one did to the Kam-Dai language. The distribution of Pb- and Pd-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wer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ancient Baiyue (百越) ethnic groups. It is the substratums of ancient Kam-Dai languages.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changes of initials and rhyems in Wendu（文读）are not the borrowing. It is the result of imitation.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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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348页。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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