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与声训在经学史上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与声训在经学史上的影响

作者：王云洲

来源：《神州》2012年第26期

摘要：汉代今古文经之争是经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过程中，声训作为一种重要的训诂手段开始出现，并且在经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汉代人的所谓声训尤其是今文经家之声训，其意往往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字音义关系的探求，也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以阐发之微言大义为要务，是他们用来阐述其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及价值取向的手段。因此声训的出现对经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今古文经之争；声训；《释名》 一、汉代今古文经之争概述

今古文经之争，始于汉代。秦始皇焚书坑儒，毁掉了法家以外所有的书籍，使中华民族的思想库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浩劫。西汉初年，为了恢复诸子学说，一些儒生凭借口头相传的经典大义以隶书的形式献之于郡国与朝廷。如辕固生、申培公、韩婴三家讲《诗经》，伏胜讲《书经》，董仲舒讲《春秋》等等。但汉武帝时期孔安国等人向朝廷献上据称为孔府原藏的书籍，并且是由战国时期山东六国的大篆写成。因为汉朝大篆已经不再流行，因此这批经典被称为古文，崇尚古文的学者被称为古文经派，与其相对的崇尚汉初通行的隶书典籍的学者就成为了今文经派。今文经学在汉代初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实质上是今文经学独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不仅在政治上通过阐发孔子大一统的精义为汉武帝建立主义集权的大一统的汉帝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学术上还通过吸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建构起了一个令汉武帝心醉的博大精深的经学思想体系。与此同时，古文经的传播与发展不在庙堂而在民间。

西汉哀帝之时，据班固《汉书》记载，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 [1]这便是所谓今古文学之争得开始。古文经学在经历汉初的弱势之后到汉末开始崛起，章帝年间，是古文经命运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几十年中，古文经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地位都迅速地崛起，从而改变了汉代经学的固有格局。像武帝受董仲舒等儒者影响一样，章帝也深受经学家贾逵的影响 贾逵之父贾徽从刘歆受《左传》，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贾逵悉承其父学，是当时治古文经传的代表学者。其后马融﹑服虔﹑郑玄等在讲解经义﹑训诂文字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古文经学兴盛，成为魏﹑晋﹑六朝﹑隋﹑唐研究经学的主流。现存《十三经》多采用古文经学的说法，它的主要特点是按字义讲解，训诂简明。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从表面上看，内容有四个方面。第一是今古文典籍的来源问题，今文学家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古文家斥今文经为秦火残缺之余。第二是典籍之价值的问题，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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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崇奉孔子，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六经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后世所必须遵循的伦理纲常；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史家，而六经是历史资料。第三是六经的排列次序问题，今文经学者董仲舒、司马迁等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经学者班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易》《书》《诗》《礼》《乐》《春秋》。第四，是治学方法目的的问题，今文经学家把六经当做政治课本伦理纲常，需要体会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家把六经当做历史资料，因为讲求回归本义。 二、适时而兴的声训

尽管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多有分歧，并且在东汉今文经学逐渐式微。但是今文经学毕竟是适时而兴的，并非一无是处。在西汉年间，儒家经学的独尊和繁盛直接导致了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即所谓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学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成为权威学科,语言文字学更是如此。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内容非常丰富,经书训诂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声训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训诂方法，即是来源于今文经学并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并在汉末通过刘熙在《释名》里的运用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训诂方式。声训又称音训或“谐声训诂”，其特点是用音同或音近的词说明被释词的来源。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认为：“这种探求语源的方式导源于先秦盛行于西汉集大成于《释名》。” [2]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如此描述：“它（声训）产生于先秦盛行于西汉，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是集声训大成的著作。” [3]

《释名》是我国第一部以声训为主,以音求义,探寻事物命名由来的专著。《释名》中所用的训诂，几乎全部是声训。例如：

日，实也，光明盛实也。《释名·释天》 月，阙也，满则阙也。《释名·释天》

以文字声音说义,这在儒家经典如《周易》、《礼记》、《孟子》中早已出现。入汉以后,特别是在带有更多今文经学色彩的《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及各种纬书等著作中,在解释文字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意义时,声训多有使用,并成为其宣传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等神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在《说文》中,声训的例子也有不少。《释名》对此都曾加以取鉴。就体例来说, 《释名》略同于《尔雅》而有所发展,所以后人又将其称为《逸雅》,或将其视为《尔雅》之羽翼。刘熙之所以采用声训方式撰写《释名》, 与他的语言观密不可分。在汉代人看来, 词语的声音与意义是有联系的, 一个词语发什么声音与词语本身的意义和性质有关, 声训就在于揭示事物命名的理据。王宁在《训诂学原理》中说道: “声训是用音近义通的词来作训, 因为训释词与被释词之间有词音的关系, 所以被称作声训。但是声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显示读音, 而仍是为了显示意义。” [4]这给刘熙用声训撰写《释名》作了有力的诠释。

尽管声训对探求词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声训也有其含混的一面，因为声训容易沦为个人的随心所欲的解说工具，所以为人所诟病。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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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声训时说到：“声训作为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与意义的自然联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说：‘任何事物的名称，跟事物的性质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因此，凡企图寻找事物名称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但是，声训的具体内容则不能完全加以否定。事物得名之始，固然是任意的；但到了一个词演变成几个词的时候，就不再是任意的，而是语音上发生关系的了。” [5]这段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三、声训在经学史上的独特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声训这一训诂方法在经学史上是具有很大影响的。周祖谟先生指出：“声训之事，起于易传,而发扬推衍之书,实为汉之今文经家,如班固 《白虎通义》所集汉人解字之说，皆为今文经家之言是也。” [6]汉代经学家，其是今文经学家继承了《易传》开始的声训方式。他们出于通经致用的需要而用声训来阐发经籍中的微言大义。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某种观点与经典的一致性。虽然这种声训需要追溯词的语源，但已深深烙上了训释者的主观印记。例如《白虎通义》的主要内容是礼仪制度，训释的重要特点是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紧密结合，使儒学更加神学化。训释的方式主要是声训，虽然有的解释还是比较正确的。例如： 《白虎通义·嫁娶》：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出适人为嫁。娶者，取也。 《白虎通义·情性》：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

《说文》和《释名》皆有此倾向，刘熙在表述自己的语言文字观时,也曾称述儒家经义。而在对涉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文字进行解释时,刘熙更是继承、发挥了儒家经学的传统说教。这些都显示出经学对《释名》的深刻濡染。由此可见汉代人的所谓声训尤其是今文经家之声训，其意往往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字音义关系的探求，也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以阐发之微言大义为要务，也是他们用来阐述其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及价值取向的手段。因此，声训对经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助推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释名》成书之时,历史已经步入汉末,社会思想的主流业已开始了朝玄学方向的转变,儒家经学受到冲击而大大衰微,对语言文字学的影响力也有所削弱。因此,单就引述经义而言,较之经学极盛之时的《说文解字》, 《释名》中的这类现象是明显减少了。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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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祖谟.问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6. [基金项目]苏州大学2012年学士杯论文大赛参赛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