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6期 总第126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rang University 0j Nationalities No.6,2015 Gen. .126 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关系: 关于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研究 马建福 (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民族关系的动态性特征的真实性表现来自交往过程,而非外在表现的静态特征。宁夏红寺 堡生态移民区的案例显示,民族关系和族群认同的表征方式是情景性和多元性的,民族关系依赖于日常 生活中的互动和交流。日常中的民族关系,不是单一刻板的,而是多样动态的。 关键词:认同;能动性;红寺堡生态移民区;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5)06—0061—03 绪论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一个回汉杂居之地。从宁夏北部地区到南部地区,回汉两个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居 住格局。2O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政策性移民搬迁的实施,大批生活在南部山区的农民,通过吊庄移民的形 式,搬迁到北部地区,逐步形成了华西村、月牙湖、大战场、红寺堡等生态移民区。吊庄移民政策,使长年居住在宁 夏南部西海固地区的农民,经过国家政策的扶持,在新移民区先后摆脱贫困而走上富裕之路。进入21世纪,随着 宁夏境内城市化加快,区内人口流动加快,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主动以劳工的方式进城,其流动性特征是:生活在农 村的农民进入县城,县城农民选择市区,市区往首府银川搬迁以寻找劳动就业。这种看似整齐的人口流动模式,在 实际流动过程中,则表现为无序跨越的特点。例如,宁夏南部山区农民进城打工,很多跨越地域的限制直接前往宁 夏北部地区,前往首府银川市者尤众。这种跨越现象,使原来的居住特点发生了变化,出现回汉族为邻的小杂居特 点。红寺堡生态移民区就是这种居住格局的典范,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宁夏移民区新型的民族关系。 国外对于民族关系的研究,不再从静态的居住格局和相对稳定的民族身份进行探究,而是更多强调不同族群 (民族)在交往与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变动不居”的民族关系。这种研究强调动态化过程中的民族关系。F.Barth 针对族群性(Ethnicity)提出“交往与边界”理论 。Barth在研究南亚斯瓦特(Swath)地区的不同群体的认同特点 时提出,不同群体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并不能看出群体问的关系状况,必须是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边界来探究关 系状况。Baah的研究,受启发于Bailey。Bailey在研究非洲部落豪萨人的移民时得出,从乡村到城市的豪萨人并没 有零散地分布各处,而是他们在逐渐熟悉的过程中出现了“扎堆”现象,并形成新的群体 ]。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 实践性的研究,证实民族(族群)关系的动态性特征的真实性表现来自交往过程,而非外在表现的静态 特征… ][5]… 。 收稿日期:2015—07—25 基金项目: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资助项目“从流动社区看和谐社会的民族关系之构建:以同心路市场为个 案”(NGY2014013) 作者简介:马建福(1978一),男(回族),宁夏海原人,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穆斯 林文化与社会研究。 6】 二、动态和日常中的民族关系 在研究红寺堡民族关系状况时,笔者没有采用数据统计或发放问卷的方式,而是针对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中的 交往来进行实践性的探讨。传统的研究中,判断红寺堡地区民族关系,居住格局是衡量的标准之一。在笔者看来, 对于政策性移民,他们是一种非自主而被安排的居住方式。在搬迁之前,各地居民分布在南部山区不同县域的乡 村小镇。回族人以寺坊为核心地聚居,与汉族有着明显的边界。迁移到红寺堡,从宏观上看,回汉的这种二元格局 还是存在的,在组织安排这种居住类型时,地方政府意识到这种边界的存在而特别地把西海固地区的民众按照民 族、籍贯、教派等进行了安置。在调研这一现象时,一位政策执行者说,“回汉在饮食习惯、宗教信仰诸多方面有着 差别,不要让他们接触,自然就不会有矛盾”。这种主观的做法,是以回汉固有的外显形态来判断和定论的。显然 用“居住格局”的衡量指标不能准确分析民族关系,居住格局只是一种外在可供判断的可能条件之一。在西海固地 区,回汉表面上的“隔离”而居,并没有隔离他们彼此的交往与互动,也没有限制他们所具有的关系状况,即在经济 上的频繁往来,在文化上的各行其是。迁移到红寺堡,移民在重建自己“领地”的过程中,的确有着丰富多样的 特点。 【一)超越民族的地方性认同 迁移起初,移民与当地居民主要通过口音来进行认同。西海固人虽然有小的口音差异,但是他们求大同形成 了自己的认同圈,认为都是从西海固迁移来的人。人们不会强调属于哪个民族,而是用地方的人做出判断。据一 位受访人讲:“我们刚搬来时,当地人,宁夏中部人对我们这些南部的‘山狼’还不怎么瞧得起,应该说有些排斥。我 们没有办法,只好找来自西海固的老乡,想办法在当地扎根居住。” 因此,在最初互动中首先形成的是迁移户与当地人之间的边界,“外地人与本地人”首先成了认同的标准。随 着移民逐渐的适应与互动,形成了新的边界。在红寺堡生态移民区扎堆的过程中,他们经历再地方化、再族群或者 宗教化之后,形成了新的边界。移民先在西海固人的身份中认同出海原人、西吉人、隆德人和固原人等。这种细 化,离不开彼此的交往。除了经济与文化的共享利益之外,还有地方性背景,即当地方言方音和共同的历史想象等 糅合下的作用。移民也是依靠新的社会结构来重组经济互动链、文化共享组合或者政治文化集体等,所以选择地 方性背景,与国家的再次安排和地方本土的户口办理迁移有着紧密的关系,同时也与地方政府的关心、慰问及各种 福利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这些移民既是经济的人,需要物质生活的改善,又是文化的人,共同的乡土背景促使他 们尽管在红寺堡生活,但还是要区分出自己所属原地背景的共同记忆,他们还是政治的人,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 中,不仅在熟人关系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又与地方性社会的各种网络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方便的概念:民族与宗教认同的影响 移民在红寺堡生态移民区有着地方性认同和自我归属的历史记忆,与此同时,他们在修建家园的过程中,试图 以曾经的背景与记忆为依据,重新塑造自己的精神依靠与认同。譬如来自西海固地区的回族,尽管来自不同的县 域,但是在交往习惯中所形成的认同圈使他们在选择左邻右舍时,民族和信仰是首选要素。这样就形成了民族关 系中的以“族群”为基础的关系体系。一位受访人从西吉迁移到红寺堡,他回忆说:“当时搬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 方,虽然没有考虑将来能过怎么样的日子,不过找个回回多的地方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和这些人将来要组建一个新 的寺坊,同时还要建立相同的坟地,还要有个自己信得过的交往呢。” 那么,他们有没有把经济条件当作首要因素呢?受访人说:“经济状况不是选择因素,当初来时,大家都差不 多。其实经济不是什么问题,出来打工过苦日子,谁也多不了多少。”既然经济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那么相同的地 域与宗教信仰相比哪个更为重要呢?受访人说:“相同的民族或者信仰,尤其是教派,是回回选择的首要因素,因为 生活在一起方便。与汉族可以是可以,就是不方便。即使不是老乡,同~民族的更容易接受。老乡的概念不起作 用,到这个地方了都是新邻居。” 由此可见,西海固地区的移民对于相同的文化、宗教和族群(民族)背景更为看重,相同的家乡背景不是首选因 素,如果兼而有之,则更为妥当。 (三)重建家园过程中的应对 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笔者调研时看到,西海固移民尽管都来自南部山区,他们在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 观的能动性选择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移民社会环境这样一个动态结构中,移民还是在用符合他们的身份做出 能动的反应。譬如回族移民在选择邻居时,即使他们被政府有组织地、主导性地迁移到新的地方,他们还是会根据 自己的愿望和需要,重新寻求更多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式来寻求安稳。在红寺堡城区与农村之间,他们理性地选择 62 距离城区环境较近的地方安家落户,在选择地盘时,也是尽量为自己获取更多利益基础而努力。在实现自我利益 的满足过程中,拓展各种关系网络。在宗教文化方面,回族移民自然地选择了同一民族的社区环境,同时还在思量 是否为同一教派等。当初政府在搬迁时承诺帮助移民修建精神社区——清真寺,在搬迁到红寺堡遇到政府并未兑 现去修建时,他们则组织回族信众民间集资的方式自己修建。在教派认同方面,回族移民宁愿舍弃左邻右舍,或者 宁愿舍近求远,也要实现教派方面的利益满足。 有一位受访人讲述了他当初的选择:“初来到红寺堡,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全靠自己想方设法地找人帮 忙,最后才形成了自己的圈子。那时候初来乍到,红寺堡附近的川里人根本瞧不起咱们,说咱们山里人野蛮,不敢 招惹。我们没有办法就和南部西海固人打交道。后面慢慢建好自己的家园,就开始细化了交往的对象,比如以前 不太注意民族,只要是西海固的人,都是老乡。不过西海固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慢慢感觉到我们这些是海原人, 那些是西吉人。再交往再细化,我们就开始琢磨和海原人里面的回回交往。有家乡人的观念,有民族身份的观念, 同时也有宗教信仰的观念。我们除了跟回回感觉亲密一点之外,还有细化到教派的区分和认同。当然这些都不是 固定不变的,看在什么场合了。” 受访人从当地人的感觉中阐述了他对于认同的动态的主观阐释。这种阐释,给笔者的启发是,移民对于认同 与族群关系的处理,是理性的、灵活的,而非主观感性地去做出某种随意性的选择。 三、结语 通过对红寺堡生态移民区民族关系的过程性分析,我们对于民族关系状况的形成背景有了一定的把握。今天 红寺堡的社会结构,与移民前后的社区形塑、处理方式的建立,以及不同背景下的认同理据,共同促成了今天的红 寺堡社会与移民文化的意义之网。笔者在调研过程中看到,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现实社会中,人们完全被经济利益 所驾驭,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表象,因为无论如何,人们离不开文化层面的精神依靠。唯物主义的判断模式是把人完 全掷于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场景下思量判断,显然不具说服力;完全用宗教即信众活着就是为了宗教而远离尘嚣的 主观想象也不符合当地民族关系的实际现状,毕竟人的生活是多样呈现且不拘一格的。 从长远来看,回汉关系在交往与互动中,因为各种不同的因素表现出边界明显的特征,不过这些边界绝对不会 促使两个民族之间出现摩擦,个体之间的关系特征,简单地上升到整个民族或族群,只是混淆视听的误导。回汉关 系在交往与互动中,因为互相了解、理解和熟悉而不再“当回事”,不过个体出现的摩擦只是个人利益,决不能上纲 上线地以为这是民族或者族群关系的表现。 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民族关系,在不断地交往与互动中表现出更为多样的关系特征。这些特征将会成为我们 分析和研究不同族群关系的必要参照。其理论意义是,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地总结生态移民安置区的民族关系状 况,使之成为当下和谐社会发展的良好借鉴。其实践意义是,为我们理解其他地方的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 值。阶段性的分析告诫我们,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民族关系,始终是一个值得去深究的话题,而阶段性的成果则不 能当作理解该地区民族关系状况的参考内容。 参考文献: [1] Barth,Frederik.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Swat Pathans[M].London:Anthlone Pres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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