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国民性格劣变之滥觞？

近日，在美国发生的中国留学生虐待同胞案件被宣判，几位主要施虐者分别被判处重刑。

事实上，这类令人发指的虐待案件在国内外屡有发生，让人们不禁扪心自问：这个民族怎么了？这个民族的性格怎么了？

其实，无论“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也好，还是“明亡之后无华夏”的观点也罢，都反映出人们对华夏文明出现倒退的哀鸣，以及对汉人国民性格劣变之悲怆。

难道说程朱理学是国民性格出现暴虐这样“恶之花”的滥觞？

程朱理学，发轫是唐五代以降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等不断南下，反复蹂躏中原百姓的社会格局之上的，南宋理宗发祥且兴盛起来，故又被简称作“理学”。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又称性理学，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南宋王朝及其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

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世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异化”，它既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同时也适应了（汉人皇帝）皇权权威性在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等不断践踏后、百姓的认识发生动摇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束缚和引导人们思想的理论体系。

为什么说是一种“异化”呢？因为南宋以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毕竟是以人性为基础，而传统儒学中虽然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但是理学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

程颢、程颐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

朱熹则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见《朱子语类·卷十三》）。

理学兴起以后也就是南宋以后直至清末的七八百年间，中土已罕有像李白这样“斗酒诗百篇”、“我本楚狂人”的诗人了。

更有甚者，以北宋徽钦二帝被掳之“靖康之耻”为标志，无数汉家女子遭受了北方蛮夷无情的蹂躏，那既是一种肉体意义上的凌辱，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侮辱和征服者的泄欲心理凸显——从前被视作无教化的蛮夷之人居然登堂入室了。

而这些屈辱的背后，折射出的实际是中原王朝统治阶级的懦弱，或者直接说就是皇权的。

当时，南宋（赵）家为了能够继续“心安理得”苟安于一隅且继续统治百姓，则必须为“家天下”政权没有能力保护子民找到理由，必须从根本上为整个中原男人群体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女性找到理由。

于是，在儒学这个千年的“品牌”下，建立了一整套与孔孟学说完全无关的“贞操”理论，说穿了就是让女性自己保护自己，如果保护不了自己只有自戕，然后由家族、乡绅或社会立一块“贞节牌坊”了事。

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宗法思想是理学之核心教义，从南宋兴起直至清末，一直是皇权和朝廷用以麻醉、忽悠百姓的利器。

进入蒙元时代以后，占据统治地位的蒙古人由于是“外来人口”且人数过少，而被统治者主要是数量巨大的汉人，为此他们将百姓分为“四等人”，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为二等，汉人（实为华北、黄淮汉人）为三等，南人（实为真正的汉人）为四等，进行残酷的民族歧视、阶级压迫。

同时，元朝还完善了“保法”，增加了“甲法”，形成完备的“保甲法”制度体系，结合理学一同肆虐，使得汉人亘古以来的活力、

进取心和创造力渐失，在人性人格上是顺从强者、袍泽相残，同时具备自虐、互虐、被虐和虐他的倾向。

理学经历了宋元明清数百年的扎根、强化与发展，对主体民族之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互相猜忌而不是团结一心，互相倾轧而不是相互帮助，互相诋毁而不是共同进步，互相比“低”而不是积极向上等等的阴暗心理，渐渐成为国民性格的主流。

今天，虽然披着“儒学”外衣，实则带有强烈时代特征的程朱理学早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显学”了，然而毕竟曾经浸淫国民无数代人，因此有理由说，理学的糟粕已然由文化基因嬗变为生物基因，使得一些国人天生就带有强烈的“崇洋媚外”思想、“外来和尚会念经”的理念以及“远交近攻”的套路，使得一些国人天生就必须在同族、同事、同仁、同僚中找到或者“制造”对手，使得一些国人天生就喜欢“内斗”……

不信东风唤不回！——

期待国民性格早日回归到秦汉、隋唐时代那团结、忠勇、果敢、敬业的美好吧！

（本文供图：@半样）